名叫《论彻底清算托洛茨基分和其他两面派的方法》，这多多少少让他们暂时松了一气。屉里的几包卷烟纸也被翻来。他们把其中每一包都拆开来，逐张检查，以防漏掉可能记录在那上面的任何信息。他们差不多检查了将近两个小时。然而，他们却没有去搜查床上。我妻一直躺在床上，床垫下面也许暗藏半打轻机枪，况且枕下面也能藏着很多托洛茨基分的文件。可是，这些警察没有碰一下床，更不用说检查床底了。我不敢相信这回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肃反委员会的通常办事风格。但是，人们必须注意到，现在警察已经几乎完全在共产党人的控制之下这些警察说不定自己就是共产党员。不过，这些人同时也是西班牙人，对于他们来说，把一个弱女从床上赶下来，实在是太难为情了。于是，这一方面的搜查工作被大家心照不宣地免除了。当然，这也使得全搜查变得毫无意义。

那天晚上，我和麦克奈尔、科特曼睡在一建筑荒地的草丛中。这是一个很冷的夜晚，我们都么怎么睡着。我记得，我到找了几个小时才喝到一杯咖啡。自来到罗那，我还是第一次去看看教堂——那是一座现代教堂，也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建筑之一。教堂的四个尖塔有如酒瓶一般。与罗那大分教堂的命运不同，这座教堂在革命期间没有遭到破坏——据说，它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极“艺术价值”我想，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可以毁掉它，却没有那么，这只能显示他们品位俗，尽他们确曾将红黑相间的旗帜悬挂在踏尖上。那天下午，我和妻最后一次前去探望柯普，我们和他别，并给西班牙朋友一些钱，摆脱他们给柯普买些品和香烟。除此而外，我们无法为他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到。在我们离开罗那以后不久，柯普被单独监禁，甚至不让外面的人给他送。那天晚上，我们去拉姆拉斯大街，路过卡咖啡馆时，看到那里仍有国民自卫队士兵在把守。我一时兴起，走咖啡馆，并和两个肩挂步枪、斜倚柜台的士兵闲聊起来。我问他们是否知他们的哪位同志在五月战斗时曾在这儿执勤。他们说不知，就像许多西班牙人的惯常回答一样，他们也不知该如何去清这件事。我说，我的朋友乔治？柯普被捕狱，受五月战斗牵连将被审判，当时在这里执勤的人都知，是他阻止了这里的战斗，从而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我希望他们能够站来，为这件事提供证据。有一个与我谈话的士兵，面表情呆板，不停地摇，可能是因为通嘈杂听不清我的话。另一个士兵则截然相反，他说，曾从战友那里听到过关于柯普的英勇行为，柯普是buenchico（一个好伙计）。我知他们所说的这些都于事无补。如果柯普被审判，当局就会像所有类似审判一样，使用伪造的假证据。如果他一旦被枪杀（我担心这极有可能发生），他的墓志铭将应该是：他是可怜的国民自卫队士兵中的好伙计，为丑恶制度的一分，却保留了足够的人，当他看到一项正当的行动时，就知它是正当的。

我们过着一非常生活。夜晚我们是罪犯，而白天我们是富有的英国游客——这是我们迫不得已假扮来的。尽夜晚只能睡在荒郊野外，但只要刮刮胡，洗洗澡，鞋，仍会使你显得有些冠冕堂皇。目前，最安全的法是，尽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看起来像个资产阶级的模样。我们频繁时尚生活区，在那里我们只是些陌生人。我们光顾档餐馆，以标准的英国方式对待服务生。我生平第一次在墙上题字。在一些时髦餐馆的墙上，我尽可能而歪斜地写上：“统工党永垂不朽！”虽然我一直想方设法地隐藏自己，但我并没到自己于危险之中。整个事件似乎过于荒诞不经。英国式信念在我上固：“他们”不可能逮捕你，除非你犯了法律。其实，在政治大屠杀中，抱有这信念极度危险。有一个要求全力抓捕麦克奈尔等人的命令，我和其他许多人也都名列其中。逮捕、突袭、搜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实际上，我们认识的许多人都已被关监狱，只有那些仍在前线的人暂时幸免。警察甚至擅自登上定期运送难民的法国船只，抓捕疑似托洛茨基分的人。

多亏英国领事馆的倾力涉，我们才总算办好护照签证等手续。领事在那个星期里肯定被此事得心烦意。我们应该尽早离开这里，越快越好。晚上七半有一趟开往布港镇*的列车，但通常迟至八半才开。照我们的事先安排，我妻预定了一辆租车，然后打行李，结算帐单，尽量在最后一刻才离开旅馆。她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别人注意，否则旅馆的人肯定会去报告警察。我在七左右来到火车站，却发现列车已经开——6：50就开走了。火车司机大概和往常一样临时改变了主意。幸好我们及时通知了我妻。第二天早晨还有一趟开往布港镇的列车。我和麦克奈尔、科特曼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了晚餐，经过谨慎打听，我们发现这家餐馆的老板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