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走大门，站在国民自卫队完全能够看得清的人行上，夸张地解下手枪并缓慢地放在地上。随行的两个西班牙民兵军官也同样如此，他们三个人缓慢地朝着正在门挤成一团的国民自卫队走过去。这是一件给我20英镑我也不会的事。他们两手空空地朝那些手里有枪但却被吓坏了的国民自卫队士兵走去。一个只穿衬衫、吓得脸铁青的国民自卫队官员从门内走来和柯普谈判。他不停地用颤抖着的手指着人行上的两枚未爆的手榴弹。柯普回来以后对我们说，最好引爆那两颗手榴弹，继续留在那儿，对行人很危险。一个突袭队员向其中一枚手榴弹开了一枪，手榴弹爆炸了，但没有击中另一枚。我向他要过步枪，蹲下来朝第二枚手榴弹开枪。真是难为情，我也没打中。这是我在期间唯一的一次开枪击。人行上落满了从卡咖啡馆招牌上掉下的碎玻璃片，停在外面的两辆军车，其中有一辆是柯普的，被弹打了许多窟窿，挡风玻璃完全破碎了。

柯普再次带我上楼，并给我简要地说明了一下的当前情况。如果统工党大楼遭到攻击，我们必须保卫大楼，但统工党的们却发话来要我们兵不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火。大楼的正对面有一个叫波利罗的电影院，电影院的楼上设有一个博馆，在这座一般建筑的有个双穹的嘹望塔。利用它可以控制街，只要有几个持枪的士兵守住那儿，就可以压制任何针对统工党大楼的攻。电影院理员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应该会允许我们。至于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员，也不会跟着我们太过不去，他们不想打仗，只会很乐意自己活着也让别人活着。柯普重申命令，除非有人向我们开火或者我们的大楼受到攻击，否则不得开枪。我猜想，统工党的们也一定对被牵这一事件而大发雷霆，但他们还是认为不得不和全国劳工联盟保持一致，虽然柯普没有这么说。

我们已经在嘹望塔布置了守卫。在此后的三天三夜里，除了悄悄去旅馆吃饭时的短暂休息，我一直守卫在波利罗电影院的屋上，我尚未遇到过什么危险。只要不挨饿、不烦闷，我什么都能忍耐，然而，这却是我整个一生中最难耐的一段时间。我认为，很少有能比经历巷战那些不幸的日更令人厌恶、更令人绝望，或者，结果更令人伤透脑的了。

我待在屋上，常常对这愚蠢的行为到惊讶。透过嘹望塔小小的窗，你可以看到数英里方圆——一排排细瘦耸的楼房，玻璃穹，还有那些耀的绿瓦和红铜瓦、奇妙而又弯曲的屋；向东看是波光粼粼的淡蓝大海——我自来到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大海。拥有百万人的大都市沉浸在毫无生气、一片狼藉的噩梦之中。光下的街上空空。除了从街垒和用沙袋堵起的窗后的一连串弹，没有什么事发生。所有街上都没有汽车行驶。在拉姆拉斯一带，电车一动不动地停着，驾驶员早在开战时就逃之夭夭了。可恶的噪声一直在成千上万的石建筑之间回，回，就像一场带的暴风雨。劈劈啪啪声、哒哒哒哒声、轰隆轰隆声——有时消失为只有零零落落的击声，有时又变为震耳聋的连续猛烈击声，白天的击从未停止过，第二天黎明会准时开始。

究竟正在发生些什么事，谁在打谁，谁正在获胜，一开始很难清楚。罗那人是那么习惯巷战，那么熟悉当地的地形环境，以至于他们凭直觉就能知哪个政党会控制哪条街和哪些大楼。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自叹不如。从嘹望塔望去，我能清楚地看到拉姆拉斯，它是这座城市的一条主要街，一条分界线。在拉姆拉斯以西，工人阶级的地区有团结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东面，一场糊里糊涂的战斗正在弯弯曲曲的小巷中行着，再那里，加联社党和国民自卫队或多或少占有主动权。而在拉姆拉斯北面，加泰罗尼亚广场周围的阵地却十分复杂，以至于每幢大楼上要是没挂上一面党旗，那就很难清那里究竟属于哪个派别了。这里的主要建筑就是科隆旅馆——加联社党的总，控制着加泰罗尼亚广场。从科隆旅馆这个庞然大唯一靠近广场的一扇窗里，伸了能够以致命效果扫广场的机关枪。在拉姆拉斯南面，我们东面100码的地方，J。S。U。——加联社党的青年联盟（相当于英国的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正据守一家大百货商店，他们用沙袋堵起了对着我们嘹望塔的窗。他们已经取下他们的红旗，升起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在电话局的上面，所有麻烦的起就是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并排飘扬。在那儿，某些暂时的妥协已经达成，接正在不停地行着，大楼里并没有发生火。

我们的这个地方是奇地安静。卡咖啡馆的国民自卫队已经拉下钢质百叶窗，并把咖啡馆的家摞起来设置了一路障。稍后，又有五六个人来到我们对面的屋，用床垫建起了又一个掩，而且挂上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但很明显，他们并没有开火的意思。柯普已与他们订下了明确的协议：如果他们不向我们开枪，我们也决不向他们开枪。通过这次涉，他已与国民自卫队相得不错，而且好几次去卡咖啡馆拜访他们。国民自卫队当然已经攫取了咖啡馆里的所有饮料，他们以15瓶啤酒作为礼送给他。作为回报，柯普竟然把我们的一支来复枪送给他们，以此补偿他们在前一天不知如何丢失的一支枪。然而，待在屋上总有一奇怪的觉。有时，我对所有的事情只是厌烦，对可恶的噪音却并不在意。我通常会上几个钟去看一系列企鹅版社的书，这些是我几天前很幸运地买到的。有时，我确实能觉察到50码外的士兵正盯着我。这有像回到战壕的觉。由于习惯所致，有几次我都把国民自卫队说成“法西斯”又突然住。我们通常有六个人守在那儿。我们在嘹望塔内安排一个守卫，而其余的人则坐在下面的铅屋上，那儿除了一石栏杆外，没有其他可作掩护的东西。我清楚地知国民自卫队随时可能接到开火的电话命令。他们虽已同意在这么之前对我们发警告，但是也不能断定他们会一定信守协议。然而，只有一次，看起来像要发生麻烦。对面的一个自卫队员蹲下来并开枪击。当时我正好在嘹望塔站岗。我立即把枪对准了他，大声吼：

“喂，你嘛朝我们开枪！”

“什么？”

“不要朝我们开枪，否则，我们就要还击啦！”

“没有，没有！我不是对你们开枪。看——朝下面那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