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经很明了。比如说，柯斯特勒《西班牙自白》的评论不加掩饰地写：“很显然，要不将房屋碾成粉末，涂炭一切，要不就甘愿为他人役。”

6月末，艾琳可以告诉丹尼斯·金法罗“埃里克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病得很厉害。”虽然他还需心的照料，但偶尔还能写一篇报：比如，他在6月为康芒刊登在《新英语周刊》上的《街的自由》写了一篇评论。不过，同纳尔逊公司的书目暂定为《真实的贫困》的合同遭到搁浅，还只不过是草草的构思。他告诉穆尔，这篇小说还只是廓，等好了，他再动笔。这封信一步印证了奥威尔一直把自己当作一名“政治”作家，他饶有兴趣地提到他曾写到的“主题无外乎是和平主义”的小册。不过这从未版过——独立工党版委员会拒绝的理由是“太长，太专制”——不过也无人再追问，这倒成了反映战前奥威尔思想意识的一个侧面。他对文学政治的兴趣变得越来越狭窄，他曾给康芒写过几封信，信中隐约透他要解剖版业的问题。奥威尔那时以及今后的观是一篇书评的长短与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告商在广告中投了多少。如同那本丢失的倡导和平主义的小册，这也佐证了奥威尔对自己狂的事有一“专制主义”的心态。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将来，所评论的书与版商之间当然会有一层关系——20世纪30年代是这方面最腐败黯淡的时期——奥威尔猛烈抨击他认为的“评论圈中丑恶的现象”当时，他一定已不安地觉察自己在其中的角，自己比起《观察者》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雇佣文人，还差几个档次。早在杰弗里·戈尔看到奥威尔的书上市前，奥威尔早已发现他的朋友杰克·康芒的书已在书架上了。任何文学时代都存在诸如此类的低准的伎俩，调这位来自来斯福德疗养院的人士指这弊端在世上的存在，我们想要指，奥威尔是一个明的、善于纵他人的文人。在他的文学生涯中，他善于利用各盟友以及有同情心的朋友的关系。在他人生的这段时期，他很可能孑然一，但他并不缺乏支持者。他的影响上达与之关系密切的有闲阶层，如康诺利（他即将版的《希望的敌人》使他一跃成为誉满英国的年轻的批评家），下至为不足挂齿的各类周报卖命的底层文人，像杰克·康芒。康芒那时似乎同他这位哈福德郡的邻居关系密切。据安排，他应该负责掌奥威尔的乡下别墅。别墅的历任主人一针见血指别墅缺乏便利的生活设施（奥威尔曾提醒他“你知，我的别墅太不像样了。”艾琳还提到没有、洪易泛滥等不利因素）。

1938年8月份，奥威尔向他的母亲汇报说，他们已决定到洛哥度冬天，正在一些准备。老布莱尔先生年事已，80多岁了，一直患疾病。奥威尔想去索思伍德小镇一趟看望父亲。他在来斯福特又待了两个星期，陶醉于茁壮生长中的庄稼，游览了梅德斯通动园，然后在萨福克镇小住了几日才返回肯特郡准备这趟远门的旅行（“冷茶是天竺葵上好的料，”他在一篇描述植标本的日记这样写）。奥威尔从过去的老板弗朗西斯·韦斯特罗普买来了各旅行指南，又为杰克·康芒收集了饲养山羊详尽的注意事项。从这些事情来看，碰到此类事情时，奥威尔并不是一个很在行的人。没想到，他和艾琳地理知识都很差，误认为法属洛哥毗邻地中海，而非大西洋。原先计划途经黎（奥威尔原本希望看望夫特夫人）与赛，但这样就意味着要途经西班牙所属洛哥才能到达目的地——对于知他们曾在共和制的西班牙待过的人来说，这是不明智的。最终，他们从尔伯里乘船发，沿途经过直布罗陀和丹吉尔港。他们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到达了直布罗陀。那里仍残有混的迹象。一艘西班牙的驱逐舰停靠在港中，一侧留有大的弹孔，舰上还飘着共和党的旗帜。9月10日，他们到达丹吉尔港。墙上到张贴着标语，支持佛朗哥的与反对佛朗哥的，奥威尔认为各占一半，不分上下。两人由于旅途的劳顿，都不太舒服。他们搭乘清晨的火车该国境内，终于闯过了迷似的海关，过了警察的严格盘查，在卡萨布兰卡等待行李的到来，等了近一天的时间，之后才继续前行到拉克。这是第一个他们作短暂停留的地方。

法属洛哥在20世纪30年代于文人来说，是大受迎的享乐之地。伊夫林·沃1934年在这里住过——后来他的作品《暂停工作》讲到了这一阶段的经历。伊夫林写信给好友凯瑟琳·阿斯奎恩女士，时而以厌烦的吻，时而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