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分钱的婚姻。没有结婚的小伙和老光们，付不起娶当地姑娘的彩礼，就去求四川来的妇女。这些四川妇女都像是随带着一沓人事卡片，她们随便想一个，只要一封信回去，就召之即来，来之能婚。秀芝就是被召来的一个。她来找的是七队一个开拖拉机的小伙。但等她揣着大队的证明，风尘仆仆地一站一站挪到这个农场，小伙却在三天前翻了车，不幸亡了。她连火葬场都没有去，也不必去，谁也不欠谁的情。她也不好意思到那一个同乡家里去，她知那个同乡也很困难，丈夫是个残废，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个孩。她只得呆呆地坐在七队的圈前面，像日晷似的看着自己慢慢移动的影。

“郭蹁”中午提着壶回圈开，知了她的情况，就把一群扔在草场上，挨家挨地为她寻找路。七队现在只有三个单汉，他们一个一个到圈前面观看了一番，可是这个瘦的矮个姑娘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最后“郭蹁”想起了已经有三十四五岁的灵均。

他就是这样结的婚。这就是他的罗曼史！“‘老右’结婚了！”这在生产队竟成了大事。这些疲于“抓革命”的人也乐于从派纠缠中暂时解脱来，全都对这个从来也不属于哪一派的、对谁也没有损害的、一直老老实实的“促生产”的“右派分”表示了同情。人毕竟是有人的，他们在给灵均的温中自己也悄悄地到了温，觉得自己还没有在“损失最小最小”的革命中损失掉全的人。他们有的给他一锅，有的给他几斤粮，有的给他几尺布票…而且又由一个年轻的兽医发起：每家送五钱，给他凑一笔安家的基金。甚至支会议上也现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现过的统一，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制度给了他三天婚假。人，毕竟是好的，即使在那黑暗的日月里！他们俩就靠人们施舍的这同情开始建立自己的家。

秀芝原来是个乐观的、勤快的女人。她只在家乡坝上的小学读过两年书，不能对生活抒发诗意的受。她来的第二天晚上，放映队在晒场上放映了《列宁在一九一八》。从此，华西里的一句台词就成了她的禅。“面包会有的，也会有的。”她老是笑嘻嘻地这样说。她生得细眉小，一笑起来，睛会眯成一条像月牙儿似的弯弯的细，再上她那两个小小的酒窝，倒也有一特别的动人之。

灵均放，白天不在家。她一个人在中午着烈日又和泥又掌模，脱了一千多块土坯。然后，把晒的土坯一车车拉回来，在他们门前围起三面围墙，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她突然划了十八平方米土地归自己使用。她说：“在我们老家，家家门都有树，哪有门就见天的！”于是，她又在野地里刨了两棵碗的白杨树，以惊人的力气拖了回来，栽在院的两边。院围好，她就养开了家禽。她养、养鸭、养鹅、养兔，后来又喂了几对鸽，在人们中间博得了个“海陆空军总司令”的外号。国营农场不许工人自己养猪，这是她最大的遗憾，她常躺在枕上对灵均说，她梦见她养的猪已经长得多大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