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志，甭急。一个合同工嘛，让我们一个得力的大队去，划算不划算呢？”王书记摊开手，比划着，企图说服急于把儿汽车驾驶室的老支书“一个合同工，一个司机，好找！一个好，可真是不好发现培养哩…”

景藩老汉看着王书记在房里踱来踱去，知他为冯家滩大队新的人选在伤脑。你越是调好的农村不容易培养，他就越是急于把儿从冯家滩去，一旦把伸这个泥沼再要来就难了。他的脑十分清醒：决不能松！便回答说：“合同是临时的，有了机会就能转正。”

“转正…不那么容易吧？”王书记表示怀疑“单是城镇青年，也是以参加集质的企业为主，农村的青年，要转办正式工人，不好办哩！”

“人说，复转军人当中的困难，国家照顾哩！”景藩老汉说“咱…困难得很呀！”

王书记不再劝解了。看景藩老汉那么固执，把话再说得些，可能要伤这位老同志的情哩。冯家滩党支书记冯景藩同志的状况，他是清楚不过的：欠佳了，思想也难以适应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的农村工作。老汉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所作的重大调整，看成是对合作化的否定；把责任制总是叫成分田单，那不仅仅是语上的失误。这思想状态，不是冯景藩老汉一个人的特殊反应，和他年龄相仿的那一批“老土改”大如此。他想在冯家滩把老支书换下来，安置到适宜他工作的某个社办单位去，拿一份虽然不、却可以保证老汉晚年生活的薪金，革命不能无情无义啊！现在，老汉持要把儿去当合同工，公社书记的计划被打了。他想想之后，忽然问：“驹自己愿意去吗？”

“愿意。”冯景藩毫不糊地回答“他在队时学会开车技术。他开汽车…”

“那好。驹愿意去开汽车，就去吧！”王书记作决定了。凭着多年来的农村工作经验，他知一条：把那些本不安心农村工作的青年勉留下来，没有一个能把国家和众人的事情办好。他畅快地告诉老汉：“你到办公室去盖章吧！就说我同意驹走…”

“好。”景藩老汉放心地说，从椅上站起来“我在冯家滩暂时撑着。场…去不去…没啥…”

“你还是去场。”王书记盯着老支书说“咱们原定的意见，不变。我已经给场打过招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