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附近实在找不到便宜的思文才答应搬去的，搬去之前还抱怨我不肯耐心好好找。我问她怎么学校附近房就贵了这么多，她说：“这是夏天，到冬天你就知了，这么的雪，”说着在膝盖上划一下“这么大的风，”说着晃一晃“人都会跑去。去年我从教室到宿舍，都是弯了腰退着走回去的。”我问她学校有没有小间租，她说：“有的，一室一厅，五百块一个月你住不住？”我一吐说：“别吓我，我胆小。”她说：“文静就自己一个人住了一，她想得开。”我说：“跟她比，她活四十岁就算了，一年是一年。”她说：“学生总有有钱的，加拿大学生很多两个人同居了租一，到下个学期男朋友女朋友又换人了，不算奇怪。他们不象我们几块钱也算着要省。我们的留学生靠奖学金养了老婆孩，还开辆破车，还有钱存到银行去，外国学生没人相信，都说难以想象。”我说：“中国人生存能力是，穷惯了嘛！”

鲜街到纽芬兰大学要走半个小时，是凯琳开了小车为我们搬的家。凯琳是思文系里的助理教授，思文叫她小老师。我看着她一都不小，快四十岁了。偷偷问了思文才知比我大不了两岁。于是我也叫她小老师，她听了一脸的兴。思文告诉我说：“小老师最善解人意，每次来看我都着我送给她的景泰蓝手镯，提着蜡染的手提袋。”我一看果然是的，偷偷的笑。凯琳一边开车一边问：“Areyoutalkinga波utme？”我吃一惊，怎么外国人也这么善于察颜观。我用英语说：“你听不懂中文，怎么知我们在谈论你？”她说：“Iknow”我对思文说：“可见世界上人心都是相通的。”思文翻译给她听了，她连连说：“Ithinkso。”我又说：“在国内只以为西方人自行其是，看来并不是这样。”说了要思文翻译给她听，思文说：“你讲话也要看人看场合。”思文用了家乡的音讲这句话，似乎这就可以隐匿得更一些。几箱和一些饮分两次运完的，第一次我抱一只捡来的黑白电视机坐在前排，第二次后排满了，思文就坐在我上。小老师说：“EachtimeGaohassomethingonhim。”乐得我和思文笑个不止。搬完了思文留她吃晚饭，她一应了。又问能不能把她丈夫麦克也叫来。思文说：“Ofcourse。”她上就打了电话。菜的时候思文说：“外国人观念和中国人不一样，凯琳是国加州大学毕业的博士，麦克是旅馆烤面包的，想不到吧？”我说：“那她丈夫还不是个气筒，怎么活下来的？”思文说：“我看也好。”我趁机说：“要是中国人，这丈夫的要倒血霉了，别在的世上个什么人了。”思文警惕地望我一说：“你这是说谁呢？”我说：“说那些得了势的中国太太呢，当然你是例外。你不例外那还有谁例外！”说着麦克来了，提着一个巧克力糕，凯琳把糕提得地说：“Mikemadeit，Mikemadeit。”吃饭的时候麦克问我到加拿大这几天什么事情最到新奇，我心里想：“最新奇的就是你的后脑勺那辨，跟中国清代男人一样。”又不知说了他会不会不兴，于是说：“最奇怪的是那么大墓场就在市中心，总是给人一个提醒，不怕伤了每天来来往往的活人的心吗？”思文译给他们听，他们一齐笑了。

他们去了我问思文：“这里算不算贫民窟呢，这么脏的地毯。”她说：“也许就算，谁知呢。”我说：“有电炉、气、和冰箱，在中国也算好的了。”她说：“你又拿中国来打比，你现在站在加拿大土地上，你知不？不知多少人羡慕你嫉妒你，可你呢，在福中不知福。要不怎么大家都想往这里跑，来了就不想走？”我说：“那得谢谢你，让我跌到福窝里了。”她说：“要换了别人的丈夫会这样想，你心里无动于衷。”我说：“电炉呢，气呢，有了也就这回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她说：“没有也就那回事，更没有什么了不起。当个总统皇帝，亿万富翁也就这回事，也不会长生不老，所以跟当个讨饭的也一样，埋到那坟场都是一样，大家都公平了，对不？”说着微笑着望着我。我说：“咦，看不啊，留了一年学，想得多了！步了！”她说：“天下事什么不是有了也就这回事，可没有就不行！死了皇帝和叫也没有区别，活着时这区别对一个人来说就是所有的一切了。很多东西你不到加拿大来就不会有。”我说：“你现在假洋鬼样的！”她笑了说：“人家是好你也不想承认，以为这就卫护了你心里那可怜的自尊心，是吗？我还不知你！”我说：“要崇洋你去崇好了，只是别沾了个洋字也是香的。还起了个名字叫玛丽呢，你知玛丽是谁，是《霓红灯下的哨兵》中的那个女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