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女教师常常在课外找她谈话，和她非常接近。这人是共产党。在少女的心情里，这一类的秘密活动太使人兴奋了，夜的轻声谈话，钻在被窝里偷看宣传书籍，在被窝里着蜡烛。女教师告诉她：只有苏联这一个国家是真正帮助中国抗日的。她经常报告延安与日军接战大胜的消息，大家私下举行庆祝。于是沙时与其他的几个女同学，都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女教师后来离开沧陷区，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就把她们几个人一齐带增了。

“沙明”这名字是她到了这里以后才采用的。她认为这名字很男化，很俏，像个时髦的笔名。

她告诉他她去年在这里过冬的情形。四个电讯工作者，一男三女，驻扎在一个农民家里，占据了一间堂屋。白天在两张方桌上工作，晚上就睡在桌上。堂屋没有门，被兵士确了去当柴烧了。北风呼呼地直来，油灯简直没法，夜间工作非常困难。虽然没有门，室内究竟比栏里和些，所以屋主人一到晚上，总是把牵来，系在窗槛上。每次一听见那哗哗地撒起来了，值夜班的两个电讯员中，就像有一个赶起来，跑过去把一只木桶搁在肚底下，然后回到她的座位上。撒完了，又得有一个人赶去把桶挪开了，不然就会给它一脚踢翻了，淹了一地的，脚底下全汪着。

有在房间里，也有一样好。在风雪的夜里，三个女孩都钻在肚下面挤了睡觉，像小一样。

她告诉他这些，自己仿佛很难为情似的，也跟着他一同嘲笑她这些意想不到的苦境。

“小资产阶级投在革命的洪炉里，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经验。”他承认。“可是要彻底改造，非得经过这一个阶段。”

他怜悯她，但是没有什么表示，至多说一句“你不好，所以吃不了苦。不过会好起来的。”

到了夏天，她因为小产，病倒了，躺在一扇板门上，给抬到庙里来，庙里有一个医疗站，住着伤兵。王霖很喜有她在一起，但是他没有时间可以看护她。年来这一整情形很张，最后他们终于不得不仓皇撤退了。

撤退的命令来的时候，是在后半夜。大家顿时忙碌起来，成一团。兵士借用的农民的件，都得要拿去还人家，因为他们的号“不取民间一针一线。”到可以听见他们砰砰拍着门，喊：“大娘！大娘”一个老婆婆睡朦胧扣着钮，战战兢兢来开门。兵士给她一只折了的椅，或是一只破锅，锅底一只大。他向她谢，借给他们用了六个月。

“我们现在走了。不过你放心，大娘！”他安地说：“我们要回来的。”

王霖有无数事想要料理。他匆匆走回房去，发现沙明挣扎着坐了起来，把她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打了个小包。在这一刹时间，他心里很难过，不知应当怎样告诉她，她不能和他一同走。“路上不大好走。”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转过来面向着她，两只手掌着膝盖上，放很威严的样。“我们要照顾到你的健康，你还是不要动的好。我跟方同志讲好了，让你暂时住在他家里。”方同志是王霖的勤务员。王霖很有把握，方家两个老的一定会效忠于他，因为他们的儿在新四军里，是一个人质。

她缓缓地继续整理东西，但是她终于停止了，仿佛疲倦过度似的，往前扑着，把脸埋在包袱上。他知她在。

“你一，”他说。“这是很普通的事，同志们常常得要留在敌后打埋伏。”

“我要跟着一块儿走，”她呜咽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