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药、罐羊，抢来的西装，绒线衫，素丝窗帘，雕玻璃皿，整匹的呢绒。我们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无怪大多数的女人乐此不疲。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份的注意，在情的光烈的照下，竟变成了下的，反常的。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铁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渐渐有试验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了饼师。

我们立在摊上吃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

在这狂的气氛里，唯有乔纳生孤单单站着，充满了鄙夷和愤恨。乔纳生也是个华侨同学，曾经加志愿军上阵打过仗。他大衣里只穿着一件翻领衬衫，脸苍白，一绺发垂在眉间，有三分像诗人拜，就可惜是重伤风。乔纳生知九龙作战的情形。他最气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辖，答应了全不算话！”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

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看护。除了由各大医院搬来的几个普通病人，其余大都是中弹的苦力与被捕时受伤的乘火打劫者。有一个肺病患者比较有钱，雇了另一个病人服侍他，派那人去采办东西，穿着宽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满街跑，院长认为太不成统了，大发脾气，把二人都撵了去。另有个病人将一卷绷带，几把手术刀叉，三条病院制服的藏在褥单底下，被发觉了。

难得有那么戏剧化的一刹那。病人的日是修长得不耐烦的。上派下来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因为实在没事，他们似乎很喜这单调的工作。时间一长，跟自己的伤也发生了情。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表了他们整个的个。每天敷药换棉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光注视新生的鲜，对之仿佛有一创造的。

他们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从前那间房充满了喧哗——留声机上唱着卡门麦兰达的西情歌，学生们动不动就摔碗骂厨。现在这里躺着三十几个沉默，烦躁，有臭气的人，动不了，也动不了脑，因为没有思想的习惯。枕不够用，将他们的床推到跟前，他们抵在上，颈项与成九十度角。就这样睁睁躺着，每天两顿红米饭，一顿，一顿稀。太照亮了玻璃门，玻璃上糊的防空纸条经过风雨打，已经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驳的白迹像巫的小纸人，尤其在晚上，蓝的玻璃上现奇形怪状的小白魍魉的剪影。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病人大小便，我们只消走去叫一声打杂的：“二十三号要屎乒。（“乒”是广东话，英文Pan的音译）”或是“三十号要溺壶。”我们坐在屏风后面看书，还有宵夜吃，是特地给送来的面包。唯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