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经常的到市立图书馆借书，还没有到大图书馆查书的习惯，更不必说观光。适之先生一看，上就又说到别去了。

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才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谈阔论，辩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的集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师给我找了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线装书看得昏脑胀，也看不幕后事情。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仿佛喜讲家世似的。

祖父死的时候我姑姑还小，什么都不知，而且微窘的笑着问："怎么想起来问这些？"因为不应当跟小孩们讲这些话，不民主。我几下一碰，大概养成了个心理错综，一看到关于祖父的野史就上记得，一归正史就毫无印象。

适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书摊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没有买。又说正在给《外》杂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写篇文章，有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他们这里都要改的。"我后来想看看《外》逐期的目录，看有没有登来，工作忙，也没看。

恩节那天，我跟炎樱到一个国女人家里吃饭，人很多，一顿烤鸭吃到天黑，走来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灰的街特别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乐，但是了风回去就呕吐。刚巧胡适先生打电话来，约我跟他们吃中国馆。我告诉他刚吃了回声吐了，他也就算了，本来是因为恩节，怕我一个人寂寞。其实我哪过什么恩节。

炎樱有认识的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名救济贫民的，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们提起来也都讪讪的嗤笑着。唯有年龄限制，也有几位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关系的，似乎打算在此终老的了。事的老姑娘都称中尉、少校。餐厅里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鲍艾里（ＴｈｅＢｏｗｅｒｙ）的狼汉，她们暂时收容的，都是酒鬼，有个小老，蓝睛白镑镑的，有气无力靠在咖啡炉上站着。

有一天胡适先生来看我，请他到客厅去坐，里面黑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没什么人，事们鼓励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谁也不肯去。我也是第一次去，看着只好无可奈何的笑。但是适之先生直赞这地方很好。我心里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坐了一会来，他一路四面看着，仍旧满说好，不像是敷衍话。也许是觉得我没有虚荣心。我当时也没有琢磨来，只上想起他写的他在国的学生时代，有一天晚上去参加复兴会教派篝火晚会的情形。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来。适之先生望着街的一角空镑的灰河面，河上有雾，不知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来没穿大衣，里面气太，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来，得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我二月里搬到纽英去，几年不通消息。一九五八年，我申请到南加州亨享屯·哈特福基金会去住半年，那是ＡＰ超级市场后裔办的一个艺文作场，是海边山谷里一个魅丽的地方，前年关了门，报上说蚀掉五十万。我写信请适之先生作保，他答应了，顺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给我，经他通篇圈过，又在扉页上题字。我看了实在震动，激得说不话来，写都无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