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没能力搬离。原住，加上一些毫无办法立即搬这儿的住，依然十三家。

我家在堂屋用小煤炉烧饭。对门邻居程光在往一个瓦罐浇，不，是一个罐，里面堆了很多泥，有几株蒜苗，他嘴里念念有词，默坐运气。之后对我父亲说，那些蒜苗会生延年益寿的籽。

那间阁楼还是两张床，但布帘没了，一张床用席盖着，不象有人睡的样，我以前睡的靠门的一张床，铺着净净的床单，放的却是父亲的药瓶衣服和小收音机。小桌移到床边，放着茶杯。没有叶烟，父亲了几十年的烟不了？父亲怕吵，图楼上清静，非要住上面。

四又结婚了，住在婆家，新丈夫也是建筑工人。

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各家各的房门，白天仍不关门，家里来了客，门前照旧围一大串叽喳不停的邻居，看稀奇。若某家房门关，一定在吃什么好东西，怕人碰见来分嘴，吃完门才打开。

一下雨，所有洗澡洗衣的木盆木桶，都移到天蓄雨。铁丝箍的木盆木桶，本来就得经年泡在里，积下的雨用来洗衣服，洗桌椅碗柜，最后洗脏臭的布鞋胶鞋。

还是那一条江，那一艘渡船，那些连绵叠嶂的山，那些苍白发着霉味的人，新一代工人了旧一代工人，生活一也没有改变。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你必须背对它们。一段时期我埋读书，什么书都读。也一个劲地写诗写小说，有正二八经的拿去发表，赚稿费维持生活，歪门邪的收起来，不愿意给人看，更多的时候写完就扔了，不值得留下。

一段时期我沉溺于烟与酒里，劣质烟与廉价白酒，八十年代中期南方各城市冒成批的黑诗人画家小说家，南来北往到窜，我也在里面胡混。我什么都不妨试试，各艺术形式，各生活方式，小包里或袋里始终装着安全，哪怕没能用上，带上它，就到了的存在。情在我里已变得非常虚幻，结婚和生养孩更是笑话，我就是不想走每个女人都得走的路。我一次又一次把酒当白开似地喝，我很少醉倒，装醉佯狂，把对手，有时是一桌的男士全喝到桌下去。

我结女友大都是在贴面舞会上。我们为彼此装扮，为彼此剪奇特的短发式，穿着和男孩差不多的最简单的衣服，夏天裙里很少穿内，结伴而行去熟人和非熟人家的聚会。关上门拉下窗帘，黑了灯，图方便，也图安全。偶尔也有公安局来查，被抓住盘问的人不多，大分人翻窗夺门逃走。反正过不多久，在另一城市又会碰到熟面孔。

西方的行音乐成了八十年代中国地下艺术界的时髦。我们跟着乡村音乐的节奏，怀里抱着一个人，慢慢摇，不知时间地摇，逃避苦闷和压抑。这时我可以过过幻觉瘾，好象快乐已抓在手中。

另一曲开始，是听到猛打猛的迪斯科，一把推开对方，凶猛地扭动，鞋跟要把楼板踢穿，好象只有这么狂舞掉全力，才能动我继续狼。我的脸，早已失掉青泽的脸，只知及时行乐的笑，已经不会为任何人，也不会为自己一滴泪了。

有天晚上我喝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酒烧焦了我的，房间小而拥挤不堪，音乐声虽不太吵，但是空气混浊，我从双双对对相拥在一起的人里往门边挤，奔房间，一个女友跟了来。

黯淡的路灯照着糟糟的街，没有人走动，我只想一人呆着，我腻味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我跑得很快，那位女友没能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