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技巧。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名，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表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要我在报刊上更正，并向他公开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柯灵：《怀傅雷》）

这篇文章写于1978年，那时国内对“张玲”三个字还态度模棱，这使被“文革”吓怕了的柯灵在提起旧事时不但要着意避开张玲的名字，并且为了不让人看痕迹来，连金的名字也隐去了，用“前辈”代替。由此可见柯灵为人的小心谨慎。

然而他在1984年，终于大起胆，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了——

“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的立足，那就是以张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柯灵：《遥寄张玲》）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张玲有什么回应的话，那么我以为《传奇》的版大概是多少着些负气的意思的。因为傅雷曾在《论张玲的小说》结束语里写着：“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玲女士上！”

这两句话说得相当严重。而张玲在三个月后版的自己的第一小说集，书名就叫《传奇》，四天之内全销光。一年后她将《倾城之恋》搬上舞台，并在公演前写了篇文章：

“《倾城之恋》因为是一年前写的，现在看看，看许多病来，但也许不是一般的批评认为是病的地方…

我喜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里走来的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会将她化成为革命女；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张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2

1944年8月26日新中国报社举办了一场“《传奇》集评茶会”席中有人问张玲：“对《万象》上所刊的批评（迅雨文章）和《杂志》上所刊的批评（胡兰成文章），以为哪一篇适当？”

张玲答：“关于这，我的答复有一篇《自己的文章》，刊在《新东方》上。”

为了这句话，后人便都以为她的《自己的文章》是答复迅雨的了，然而综合当时的情形就可以想明白，这明显是耍枪，不想正面解释，因怕越描越黑。

——她总不能明说：不关迅雨的事，我是在跟胡兰成对话呢！

倒是在《我看苏青》里，她借苏青之把自己要说的话给说来了：“前两天的对谈会里，一开，她发表了一段意见关于妇女职业。《杂志》方面的人提了一个问题，说：‘可是…’她凝思了一会，脸慢慢地红起来，忽然有一生气了，说：‘我又不是同你对谈——要你驳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