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两个仍然喜在穿上下工夫，从中国传统和民俗中获取服装设计的灵，齐声批评时下看不的装束。

那时有许多女人用方格绒线毯改制大衣，毯质地厚重，又得宽大，方肩膀，直线条。炎樱形容：“整个地就像一张床，简直是请人躺在上面！”她自己则喜穿西式裙和上衣，搭一些中国古香古的装饰；或穿连衣裙，在脖下加一绣的像儿童围嘴的装饰；或都上穿杭纺丝衬衣，下系西式裙，腰间系一条猩红的苏。总之是中西混杂，能够披挂上的零件通统拿来，绝不浪费。

张玲则是鹅黄缎旗袍，下摆挂着长达四五寸的苏，那打扮只有在舞台上才看得到，即使大学周六下午开舞会，也不会有人穿那衣服，亮晶晶地耀。她那样招摇地走在校园里，在场女生都相互又好奇又有趣地看着，异同声地问：“她是谁？”“是新班生吗？”“哪来的？”“穿得好怪！”

那一大堆从香港带回来的奇装异服尽了风，其中有一匹广东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朵，黄绿的叶，同样印在紫或碧绿地上。乡下也只有婴儿穿的，她却用来衣服，自觉保存劫后的民间艺术，仿佛穿着博院的名画到走，遍森森然而飘飘仙，完全不别人的观。

姑姑曾经拆了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保存着，米薄绸上洒淡墨，隐着暗紫凤凰，玲看了，又是惊艳，立即捧了去给裁改成衣裳，虽说“陈丝如烂草”那裁居然也答应了。

了不少衣服，却连件冬大衣都没有，舅舅见了，着人翻箱找一件大镶大宽大的袄叫她拆掉面，里够件大衣。然而玲怎么舍得割裂这件古董，拿了去如获至宝。她最的就是这有着厚古意的锦衣了。有一次她穿着一件前清老样的绣袄去参加同学哥哥的喜宴，满座宾客都为之惊奇不止。

——她仍然这样持于着装的“特别”把穿衣服当成写文章“语不惊人死不休”

而她的文章也是越写越多，越写越好，不仅接连在《泰晤士报》上发了多篇剧评和影评，也写了些关于服装与时尚的稿件。最长一篇是发在《二十世纪》杂志上的ChinesesLifeand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后译成中文在《古今》杂志上再发表时改名为《更衣记》），篇幅足有八页之多，还附了她自己亲绘的十二幅关于发型与服装的图，真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她的同学刘金川曾应《万象》之邀写过一篇《我所知的张玲》，这样回忆她们在圣约翰的见面：“一九四二年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念书。秋季开学后，有一天下课走向女生休息时，遇到好朋友潘惠慈（她已去世，她三嫂即早期电影明星胡蝶）对面走来说：‘金川，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个你的同，她叫张玲，你们一定会谈得来。’又说，‘她写中英文都很好。’

那时，我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工作，也挤着时间写些文章，些翻译投稿。张玲因在《西风》杂志上征文《我的天才梦》得过奖，所以我也听闻过她的大名。惠慈和我走到女生休息室时，里面沙发上、椅上已经坐了很多人，有的在吃心喝咖啡，有的在轻声谈话。惠慈领着我向靠窗边坐着的一位很厚镜片的女生招手。经介绍后，张玲微微起后又坐下，笑眯眯地不发一言。张玲是一个长脸、材大、动作斯文的女生。张和我只听惠慈两面介绍。我才知张那时因在《二十世纪》杂志上刊登过一篇《ChinesesLifeand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而闻名…

惠慈有课走了，留下我们两个人。张既不说话，仿佛连睛也不看我。由于很窘，我只好打开书本看书，直到快到下一节课时，我才向张打招呼走休息室。

过后，惠慈问我与张谈得如何，我以实情相告，她怪我说：‘应该自己凑上去谈话呀！张玲现在很有名呢。’

而我，当时自己心事重重，也不知错过这个机会而觉得可惜，也不在乎什么名人不名人的，反怪张有骄傲。没多久，在课室里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可能已经辍学。”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到，在1942年初回上海不久的张玲，已经很有名了。

可惜她没在圣约翰呆多久就又退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