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还不信这包药，烂货生的小烂货，息了，在我这革命群众里还是一样！”

不错，就是一样。

当天我在电视拍摄时说，任何时候拿起笔来写作，我都是长江南岸那个贫民窟的小女孩。

多少人会理解这话呢？谁能真正听懂呢？

母亲能明白。她几乎年年都去庙里，上七星灯，虔诚地对着蒲团跪下来，里念叨：菩萨保佑六妹，给她百合曼陀罗，给她利剑长江，给她巫山云和雾，给她我的心、我的命，保佑她逢凶化吉，竿到路百条，事事通顺。

院门两侧全是圈，越堆越多，放不下了，靠墙叠放。圈上的姓名，多半陌生，再看一，又似乎相识。母亲生前没什么朋友，死了，一下钻这么多朋友，令我吃惊。我打量着圈上的落款，我们六个儿女都给母亲送了圈；大分亲友们也送了，一人一个圈或两人一个圈；好些陌生的人，似乎是母亲船厂临时工的工友；邻居们都送了，一个大圈，密密麻麻用小楷笔写了一长串名字，奇怪王镜也在内。

于是我问一旁的邻居妈妈，她瞧着我满脸疑惑，说：“一条街一人两元钱，啥人想麻过不给，没门，我非收不可。”

世上有这样送圈的？恐怕也只能在野猫溪副巷这条街上。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每隔几年，政策一变，每个人关心自己的路，街上也现了开火锅店起家的万元，有了钱，赶快离开这贫民窟，搬到对岸市中心；也有靠卖自己的血为生的老血号，收带过日；也有跑到外地小本生意的人，从此再也不肯和这儿有一儿联系；也有不少姑娘家往圳海南跑，混得好的，回来时周上下穿金玉，给父母买一台黑白电视，混得不好的，就消失掉了。打个比方，妈妈，以前住同院，有一只睛生来瞎，丈夫在船上工作，自己塑料厂搬运工，后来儿挣了钱，买了中学街街尾的一幢二层楼的小房。那儿是一个十字路，什么人经过，都得过她的门，她就此开了一家杂货铺，安了收费电话，生意兴隆。不日照常不照常，都说邓小平好，让人盯着钱转悠，不搞阶级斗争，人少和人斗，耳清静，更清静。王镜这个一向拿着居民言行的先街主任，威风陡减。

那时六号院还耸立在脚下这块地上，石妈的丈夫得脑溢血死了，王镜搬来与她同住。石妈的房就一间，在大厨房里左边端，窗朝西，长江中的乌石和弹石渡依稀可见。王镜的丈夫和三个儿先后得羊癫风，一个接一个握着拳、扭过去走路，睛格外恐怖，咙堵住，憋气而死。小儿幸运，长到15岁也没有遗传父亲的病，他躲瘟神似的逃走了，再也没有回家过。王镜与石妈住在一起，惺惺相惜，天天邀人来赌长条牌，咒骂男人。两人手气好，赚小钱可维持平日开支。输了，她们会喝几两五加酒，靠江的那个小房间里会传一段川剧。

王镜学妙龄尼姑：“他把儿瞧着咱，咱把儿觑着他。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

石妈声音提：“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拉，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

两人合：“哎呀，由他。哎呀，由他。”

可是没有多久，两人翻脸，石妈让王镜。王镜抱着自己的铺盖卷昂着走了。屋里传石妈的哭声：“我的命是落汤，是半稻草。”她哭诉到伤心，说儿要带着儿媳回来住，她应该兴，可就是兴不起来，这么小的一间房，冬天寒心寒骨，夏天当晒成死老虎，日看不到。

母亲听着，泪唰唰往下淌，手里正在往灶上添煤球，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又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妈妈，给你。”我递上一块手绢。母亲接了过来：“看妈妈没息，哭啥呢？妈妈不哭。”可她泪掉得更厉害了。母亲不喜那个臭婆娘，却要为她哭，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