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只是因为人人都说胆大，我不听就跟不上时髦话题。好几次他的音乐会不是由于我去不了，就是这音乐会突然取消了。

第一次有机会听到阿难的演唱会是在1986年天，在北京育馆，好不容易到一张票，正去，育馆早已人山人海，哪里挤得，只好和所有到迟了的人一样站在后排座位上。我没有带望远镜，远远看到阿难长发披肩，手抱吉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光打在他上。而伴奏乐队更在半暗中，几乎看不见人。他不像崔健那样穿绿军服，而是与普通大学生一样的装束，不修边幅地卷着袖，脚上一双圆黑布鞋。

他的声音相当低沉，而笑容比较腼腆。当时观众一说摇就情绪如火。等灯光突然聚亮，乐爆响，全场的呼喊海啸般涌起来。还没有唱第二支歌，就有女孩拥上台去献鲜，有的送手绢，送飞吻，不仅是掌声，全场一起唱，用手用脚打着拍，站在位上，比看足球还疯狂。

但是我到奇怪，因为阿难的风格已经转向低慢唱。依然听得摇的底，却完全没有煽动的节奏。也许观众没有听懂，也不需要听懂，不过是借机起哄而已。没有到结束，警察就来了，育馆里里外外都是，说是人太多，空气不好，已有人倒，为了安全起见，得让观众离开。

观众不肯，但麦克风突然不响了，当然没法演，观众被警察引导着离开。我一直想有个自己认识阿难的机会，也被泡了汤。台上阿难及乐队在收拾乐，警察不让任何人靠近，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倒也不假。观众们聚集在育馆路上，等着阿难，天下起雨，观众还是等着，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等到。

那是我看过的阿难唯一的一次演，此后，他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转录到第二个盘《烟雨印象》，的确完全不一样了。“学习”得真不错“自我”也来了。如果说东方人可以有自己的摇，我认为阿难走了一条路。沿着这条路，阿难甚至可以给西方人一新的启示。但是，他就在这个时候中止了歌手生涯。就像那天的音乐会，没有几个人理解中国摇史上的阿难。

苏菲1995年秋天认识我时，证实了阿难的确自那以后没有在国内公开演过，只是偶尔在朋友开的酒吧和饭店演唱过。国内只知重金属式的“自我学习”的主唱歌手阿难消失，他们并不奇怪，因为“唐朝”、“黑豹”里的人也一个个消失，人们已经习惯：歌手不失踪让谁失踪？

我背对广告走了几步，活动一下，看看四周，生活每天每刻都在变化。有变化是幸运的，就像这家店里的鱼缸：两条小小的鱼孵一大片鱼苗，一动，像树叶一样翻转，渴望游向远方。我看对面路上，又一个笛人现，少年的睛黑又亮，发卷曲。两个笛人共一支曲，悠缓，有哀伤。怎么和阿难的歌有些接近，糟糕，怎么一切都在提示这个人的存在。难我也得像苏菲一样疯狂不成？

工艺小店门前，大都是游客。我到街上找人询问音乐会的事，一个人回答不了，拉来另一个，个个都心，个个都尽心尽力，不说清楚，都不离开。所以我边围了五个人，英文夹着不知是印地语还是孟加拉语，而且互相激烈争论。我也不知为什么吵吵闹闹，就耐心地听，最后他们总算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广告上写的演地在什么地方。

我抄写在本上，大家都证实没有错，还帮我招了电动三车。没一会，司机把我带到演地。看来是个舞场，布置却很印度彩。要晚上七才开张，此刻正是清场整理时间。

老板被叫来，瘦瘦的个。我讲了有个中国音乐家在这儿演过，两月前了。“知他在哪里吗？他叫Ananda。”接着我描绘了阿难的年龄和长相。

“是有这么一个人，但不知是不是你要打听的那个？”老板想了想说。

“唱得怎么样？听懂了吗？”我好奇地问。

“唱的是英文，但是他的歌我们不懂。只演了一晚上。那人差跟乐队吵起来。两边合不了，乐队是临时拉起来的班，两边的节奏合不上。嘘声太多，很失败。不明白那人怎么要来演唱，他是你什么人？”

我不说话，阿难的失败，无怎样情形，我都不乐意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