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用一黄药替我洗脚，她用一块纱布轻轻在我的烂脚上，把我隐藏着脓的疤痕彻底捣掉，她把我的烂脚捧起来举到鼻跟前仔细察看，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场面。另一个场景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母亲送我到地区所在地玉林，在那里换乘火车去遥远的W市，我轻松地就上了车，在车上我满脑想的是我是本县的第二名，这个第二名是我轻而易举就拿到的，我将到大城市去了，我将跟所有的人一试低，我豪情满怀，丝毫想不到要跟母亲说一句告别的话，我的心里还来不及产生脉脉温情和惜别之，我连看都没有看站在站台上的母亲一，我只注意车厢上几个也是要到W市上学的女生，她们说着利的普通话（军分区大院的？），使我有些自惭形秽，同时我又想，别看你普通话说得不错，未必我就不如你，我暗暗地跟那素不相识的人斗上了气，忘记了我的母亲站在站台地望着我。

她挤在人堆中，踮着脚尖。

火车动了一下，慢慢开了，车厢里的人全都涌到窗跟送别的亲人挥手告别，这时我才想到向站台望一望，我看到母亲慌而笨拙地朝我挥手（这是一个她十分陌生的动作，她可能是模仿了旁边的人），她的脸奇怪地扭曲着，给我一想哭的印象，她声音变形地叫着我的名字，我看见她追着火车跑了几步很快就不见了。我受到了烈的震动，这是我第一次受到震撼。我想我的母亲在站台的人群中一定悲喜集，她想她的女儿考上名牌大学了，从此就会有好的前途和好的工作，她全的苦就都有了回报，她想起她曾经骂过我长大以后找不着饭吃，想不到还有考大学这一新政策，她反复说要谢党中央。

我对我母亲的情回忆总是这两个固定的场景，这对于一个女儿，尤其是一个三岁丧父的女儿实在太少了。我不知我是否给过母亲什么光荣，让她因自己的女儿自豪。也许只有十九岁去电影厂的那件事以及考上大学这两件事，但前者那光荣的峰巅很快就演化为一个渊，这个渊给她造成的惊悸许多年都没有消散，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好多年，每次我回家或她来N城，她总要找一个我心情好的合适时刻，谨慎而心事重重地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你不要再写诗了。这句话总是盘桓在她的心中，我想她肯定听到了许多难听的话，她从不告诉我，这所有难听的话哺育了这样一个茁壮的念，这个念生了，拂之不去。因此我想，无论我现在写了多少小说了多少漂亮的书（这些东西对我是个极大的安），它们都不能给我的母亲带来光荣。这肯定不是她所期待的，当年我考大学的时候弃理改文，她一定到了失望，她从来没有说过希望我以后什么，现在我回想起她看医学院来实习的学生的目光，我想她最希望的就是让我读医学院，将来一名医生。医生是一个有用的职业，作家有什么用呢？毫无用。

她肯定是这样想的。

我想母亲养我这样一个女儿真是亏透了，小时候我从不跟她亲，不跟她说话，把家只看客栈（这是她的原话）。长大离家后也很少给她写信，有时半年才写一封，所有的信几乎都像电报一样简短无味，最长的信也从未超过两页纸。我在过年的时候总是想不到要回家看看母亲，总是要她写信来提醒，我也极少给母亲买过东西。我现在想来想去，只想来曾经给她买过一双鞋，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了。继父多次提醒我给母亲一副老镜，我总是忘了这件事，我也极少给母亲寄钱，我自私地想：家里已经没有负担了，母亲又领两份工资，我还是留着钱给自己买电脑吧。

我想，母亲养我这样的女儿有什么用呢？我的婚姻也总是不能使她满意，我的生活总是在动之中，我的工作至今还没有固定，我在N城的家三年了也没能搬妥。我这样的女儿真是一儿用都没有，白白地让母亲心。

我对家乡也是如此，在W城与N城，我从来不想念家乡，我不参加同乡会，不认老乡，不说家乡话。多年后，当我来到遥远的北京，回一次家真的是很不容易了。从B镇到N城，只需七个小时的火车、一个小时的汽车，同时N城除了是城市，它的树木草、饮人文、地理气候与B镇相去不远，它使我觉得这就是家乡，同在一个省里，怎么不是家乡呢？既然在家乡还有什么需要调的呢？完全可以无所谓。只有到了北京，到了这样一个完全北方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不同，广大而寒冷，周围是永远也学不会的卷音。在这里，B镇被远远地隔断，一年一年地不回去而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像前世了，只有这时，家乡这个字，才连同一条河、一个船厂、一个码、一条灰的街，以及由于回忆而变得明亮和好的来到我怀念的视野中，我所有与家乡有关的文字，几乎都是这个时候写作的。

但在当时，在我只漫游的八十年代，这怀念还远远未到，它们像一些珍贵的人的滴远远地停留在云层里，要等到下一个十年才能降落到我上，滋我远在异乡的躯。

让我接着本章的开，叙述我的路途。在那次遍及西南几省的漫游（这个词我一直觉得用得不太准确，漫，这个字令人联想到神仙般的轻松从容，想起一蹬脚就能腾云驾雾的形式）之前我还去过两个地方，一是远在北方的京城，一是离N城不远的北海。这耗去了我大学毕业后前两年的积蓄和当年的探亲假。

第一要去的地方是北京，这是一个我的骨髓、淌在我的血里的念，它不用我思考和选择，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到那里。很早我就认为，我的目的地在北京，不那地方多么远、多么难以到达、多么寒冷、多么虚幻，我反正就是要去。不知这个念是否跟我在幼年时曾和B镇唯一的一家北京人邻居有关，在六十年代的南方边陲小镇，北京的确远得到了天上，凡人本去不了，幻想到这个去不了的地方是我最大的快乐。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没有给一个想非非的女孩提供任何机会，到我队的时候，我想只要我日后有一份工作，我一定把工资省下来先到北京看看。因此我到图书馆工作的第一年，三月份上班，九月份就拎着我的破旅行袋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我半年的积蓄只够来回的车票钱，我便住到在邮电学院工作的我的女同学的宿舍里。我一住就是十天，我一都不懂事，既没有给她带任何东西，又不会说一句谢之类的话，甚至也想不到跟她谈谈心。当时她刚刚离婚，有一个远在异地的情人，她靠所的人的来信度日，如果在星期五她收不到情人的信，就会过不去周末。她该死的情人有妻，从不提离婚的事情，我的同学只好满足于每星期收到他的信，她最大的奢望就是能跟他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能够看得见他，为此她准备放弃北京调到那个遥远的外省城市。

这些都是听别的同学说的，我从没问过她，虽然我的女同学也未必希望跟我谈心来获得安，但我对她缺乏情却又要住在她的宿舍里（她有什么义务呢？），实在太糟糕了。回首往事，使我万分愧疚。在京逗留的最后两天，女同学说她的亲戚要来了，让我住到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去，一个男同学正当着一个班的班主任，他为我安排了铺位，另一个女同学从家里给我拿来了铺盖，于是我就兴兴地到北大住下来了，我一儿都没有想到自己给同学们带来了什么麻烦，想不到这是一同窗的情厚意。此生我是欠定他们的情了。现在我跟他们在同一座城市里，却一直没有来往；我的孤僻、冷漠和心理障碍就像一片大海，阻断了我和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