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那把烧壶，现在各地的铝制品厂不再生产这么大的壶了，一壶烧开了，能够满三个瓶，你想想它有多么实用吧。我记得那把壶的提手上缠着红布条，壶平时是黑糊糊的，但到了逢年过节前我母亲会用盐把它得净净的，一就像新的了。壶底却是个例外，由于让白铁铺的老家伙们换过，补上去的白铁多少有让人放心不下，我母亲害怕会把壶底薄了，只能让它黑着。

他们都骂我懒。我母亲说我懒，我哥哥自己那么懒，他居然也声声骂我懒。我不是懒，我只是怕烧开，他们偏偏最喜让我去烧开。我不能告诉他们我为什么怕烧开，告诉他们他们也不相信的。当我提上壶去自来龙上接，听见落壶底的溅声，我会想起白铁铺的老们敲白铁的声音，咚咚咚，哐哐哐，我的耳受不了。等我再把壶提到炉上，听见火苗吞噬壶底的迹时发咝咝的声音，一切就更令人难以忍受了，我会耳朵疼，火苗会蹿我的耳朵，我会到一细微而尖锐的灼痛袭来，那灼痛发生于壶底的圆形白铁，终止于我的耳朵。

壶里的，壶里的日，好多冷烧成了开，日也一天天过去了。我们街上的白铁铺有一天关门大吉，据说是给里面的老们落实政策了。就我的理解，这对于白铁铺里的五个老是一解放；对于我母亲这样节俭成的家妇女却是一不公，那五个老不敲白铁，苦了街上所有勤俭持家的妇女，后来她们只好把坏了的盆啊桶啊都拿到河对面的小柳树街去，那条街上的人倒是敲白铁的世家，手艺比老特务他们要好得多，但是带着那些东西走那么多路，毕竟是不方便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特务是在育场旁边的街心园里，大约是八十年代的一个天。有一群老人在街心园里打纸牌，我看见一个耳朵的老坐在人群里，格外醒目。那是一对紫红的绒布的耳朵，这稀奇的东西你向他的主人多看两，我认了他。老气不错，模样没有变得更老，当然也没有变年轻，我认他以后就下意识地躲开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害怕撞见这个老人，但是他的那副耳朵确实太稽太招惹人了，我走过去又退回来，假装看他们打纸牌，目光忍不住地落在那副耳朵上。我在猜老为什么要这么个玩意儿，天了，天气一也不冷，别人的耳朵都大大方方地沐浴着光和风，他为什么非要着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

我对老的耳朵很，了就会多虑，会不会我们兄弟俩当初把他的耳朵揪坏了呢？这份疑虑使我的心情沉重起来。我和我哥哥曾经谈起老特务和他的耳朵，他居然是一副惘然不解的样。我是记得那老，他敲白铁嘛，手艺不错。我哥哥瞪着我，神中充满了被羞辱后的恼怒，你说我打他，打过他的耳朵？造什么谣？我什么时候扁过老的？我以前是好打架，可怎么打也打不到个糟老上，怎么打也不会去打人家的耳朵呀！

我不敢确定我哥哥是健忘还是故意抵赖。往事都一样蒙着岁月的灰尘，有的分清晰，有的分模糊，就看风过后灰尘是越积越厚还是悄然消失了。我哥哥的态度起初让我吃惊，最终却是令我到轻松的。既然他已经把那年夏天在白铁铺发生的事情忘了个光，我何苦非要对一次青少年时代的恶行耿耿于怀呢？我们兄弟俩的情一直很好，不仅如此，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是同盟，比如对待家里的那些破烂，母亲怎么也不舍得扔，谁扔就要跟谁拼命的样，而我们兄弟俩经常在一起密谋，如何让那些破烂自然而必要地消失，又不伤害母亲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