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地又沏上了茶摆上了瓜。李冬青摆办正经事的样，要跟我们签订联合抗日盟约，并且邀请所有宾客现场观礼。联合抗日我积极支持，而且已经这么了，盟约的内容不外乎抛弃一切纠纷和恩怨，齐心合力抵抗日本鬼的侵略，我们跟保安团还有八路军不哪一家跟日本人发生了战斗，其他两方都必须兵支援等等。对这些内容我都没意见，可是有一件事情就像骨一样梗在我的心里，那就是他骗我的麦。于是我对他说：“李县长，尽释前嫌是应该的，联合抗日也是应该的，可是该算的账还是要算。过去我们伙里打死了你爸，你后来又打死了我二娘，就像你说的，打死人的事情都不是你跟我直接办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冤仇宜解不宜结，这一页揭过就揭过去了。可是，你骗走了我一千石麦，卖了五万块大洋，一分钱没给我，反而还差把我拉到城西毙了。要是我让你毙了，今天也就说不成这个话了，既然没毙成，我还活着就得跟你算算这笔账。那一千石麦可是我们伙计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跌八，一锄一锄刨来的。这事今天当着这些乡党的面你给我个代，不然我回去对伙计们也没办法代，今后联手打日本人的时候，一想到你骗过我们，心里的疙瘩难消化。”

李冬青没想到我在这个时候这场合要跟他算账，等于当众揭了他的老底，尴尬透了，这段日晒黑了的脸让血一涌，颜就跟我们刚刚吃过的猪下一样。不过李冬青到底是李冬青，尴尬只是瞬间，接着哈哈一笑说：“尕掌柜真有意思，本来这些事情我是想一笔撂过的，你说得也对，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那么我也就跟尕掌柜细细算一下账。你从我们家里…我不说抢，就说借吧，一下就借走了三万六千块大洋，当时当地的价格算，三万六千块大洋能买两千石麦绰绰有余吧？再算算我从你那里拉走的一千石麦，说五万块大洋那是河南发了灾以后麦的浮价，我们动晚，赶到的时候麦价格已经跌下来了，只卖了不到三万块大洋。再后来我把大洋变成药材、布匹千里迢迢拉回西安城里，才多卖了两万多块大洋，这样算下来总共五万块不假，扣除你欠我的三万六千块，再扣除吃喝运输费用五千来块，还剩下九千块。原本讲好了你我三七分成，你应得六千三百块，我应得两千七百块，再扣除你借我给佃赔鸭猪狗的一百块，还有给李挂红的两百块，你应得六千块，我应得两千九百块。结果你又把我们家的房烧了个一二净，我们家那个堡虽然值不了几个钱，可是一万大洋总值了吧？你要不信到时候我专门请个估价的，估清楚了之后，咱们多退少补，该我给你多少就多少，该你给我多少也是多少。今天当着各位乡党跟八路军的面，你说我的账有没有？”

他这账算得实在复杂透，最让我难以辩解的是，抢他的三万六千块大洋变成了“借”我又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那三万六千块不是借的，是抢的，转间他就成了我的债权人，我成了欠他三万六千块大洋的债务人。他又把我烧了李家堡的事端了来，还嘘他那个堡至少值一万大洋。其实那个时代，盖他家那样一座地主土围上五六千大洋足够了。俗话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事实再一次证明，兵要是遇上不讲理的秀才，有理更说不清。让他这么一算，我的一千石麦他就白拿了，而且拿得理直气壮，反过来我还倒欠他五六千块大洋。我觉他这算法不对，却找不到可以对他行反驳的理由，明明知他的算法大有破绽，却不知这个破绽在什么地方。他算的这笔账困扰了我许多年，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心里明明觉得他不对，嘴上却说不理来反驳他。直到解放后我了改造土匪培训班，经过洪连长，那时候他已经是我们县的军会主任了，帮我详细分析批判了好几天，才明白李冬青跟我算的是生意账，其实他跟我之间是阶级账。我由于不懂得算阶级账，没有把我跟他的关系放到阶级斗争的度来看，比如说我从他们家里“抢”的三万六千块大洋，既不是“抢”更不是“借”而是替劳苦大众向吃人贼和李冬青讨的剥削账，我的错误就是没有把讨来的阶级账分给穷苦百姓，而是留到伙里自己了，所以我才会让他那么一搅和便张结面红耳赤在众人面前大大地难堪了一阵。

正在我心里气愤无比却又张结的时候，洪连长面了，他说：“这些账现在一下也说不清楚，再说了，现在也不是算这些账的时候，有账不怕算，总有一天会算清楚的。我建议咱们先把这些陈芝麻烂谷撂到一边，我们面前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联合抗日、消灭日本鬼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最主要的任务；所以，我的意见，如果尕司令和李县长对这份联合抗日盟约本没有意见的话，就先把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办了，其他一切事情都等打败了日本人之后再说。”

回音这一次给洪连长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