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要活的问题。所有的人都问我为什么不结婚。千万不要说什么“结婚不结婚是我的自由”之类的傻话。你的自由就是别人什么，你就什么；或者别引人注目。至于后一条，我已经犯了。我现在是个数学人瑞，大家都认识我了。

对于我来说，证明了费尔定理就是证明了自己是个傻瓜。每到月底，全楼的电煤气费都是由我来算了，一直算到我现了脑缺血的症状。其实我完全不了一个计算，而一个计算也值不了多少钱，就掏钱去买一个好啦——但是这样说又会得罪人。李卫公造好了长安城，自己就被困在了里面。还有一个小伙计给人家糊棚，把脑袋糊在了棚上面——这些事全是一样的。我正在考虑今后该怎么办，甚至想到了和小孙一跑回过去队的地方去当野人。当野人只是各考虑之一，其他的考虑有：到洛杉矶去一段研究工作（有这机会）；改行当作家；下海经商（卖煎饼），我不想去洛杉矶，因为我对数学已经不再有兴趣了，而且我肯定学不会开汽车。在我这个年龄，在饱经沧桑、被纯数学折磨得奄奄一息后去当作家，显然是对现存作家智力的渺视。要说到下海经商，我肯定是只会赔本。当野人会踩上猎人的夹，那夹可以一下把脚骨夹碎。所以现在我是走投无路。但是我显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三

好多年前，在我队的地方，我叉手于，面对着一片亚带的红土山坡岔开站着，用这姿式表示我永不妥协的决心。这景象和堂·吉诃德有一回逃山时的情形很相像。堂·吉诃德和他的名在一起，我带着我的兄弟，只少一个桑丘·潘萨。堂·吉诃德发了一大堆恶狠狠的誓：要在一年之内不和女人，不在桌布上吃面包，不穿内衣睡觉，等等。我一个誓也没有发。但是事实证明，我这个亚带的堂·吉诃德在任何方面都不比他差。永不妥协就是拒绝命运的安排，直到它回心转意，拿我能接受的东西来。十七岁时我赶着在山坡上走路，穿着塑料拖鞋，一双白的足球袜，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穿，光着；我的衣服在背上用带捆成一卷。那个山坡上的草都匍匐在地上，就像收过的白菜地上的菜叶——草叶很，叶边卷着，和都不吃，这大概是被吃来的变罢。我一副老相，面颊贴着嘴角，手臂的里面青，往前走时，把上的棱角留在后面。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如果有人看到，那就是一个光的男孩跟着一匹瘦在山坡上行走。光能把人烤熟。我就这么走过了光，走树荫里。这个怪诞的行为表明我决心离开这个只有茄和芋可吃的地方，开始我的生活。它也表明我决心背弃我的兄弟，虽然我它得要命、但是将任凭它在老年以后被人杀死制成革。顺便说一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能力买下一匹老把它养在家里。这件事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女人—一她们在值得一的动中，如果不能说是最便宜，起码也该说是我们唯一负担得起的——但是这两说法是一样的。我要离开那个地方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伙，而是渴望有一智力生活，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就选择了数学，竭一生之力证明了一个数学定理。现在我已经后悔了。我不应该这件事——我应该别的。

我十七岁时，满脑都是怪诞的想像，很想写些抒情诗，但是笔记本不是一个可靠的地方。所以我总是等到夜人静的时候爬起来，就着月光，用钢笔在一面镜上写，写了又，了又写，把整面镜都写蓝了。第二天有人拿镜一照、看见一张蓝脸，吓得尖叫一声。但我只是躺着，什么都不解释。人家对我这些行为的评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王二，你可真豁得去！这些事注定了不我到哪里，总是显得很怪诞、很不讨人喜。这说明我和别人之间有很的误会，但是我不准备任何事去弥合它。相反，我还要扩大这些误会。现在我老在想，面对十七岁时的誓言，我的是不是已经够了，可以不了。

我现在正在考虑小孙的一个建议：辞了职到学校门卖煎饼。这样不但挣钱多，而且省心。最近我总在开会，坐得长了痔疮。假如有外宾，还得穿西服打领带。我本就不会打领带，只好拿了它在办公楼男厕所里等熟人，简直把德行丧尽。卖煎饼未尝不是好主意，但是我未必吆喝得来。还有假如因为争摊位打了起来，我打得过谁。数学家的长是不但要考虑每个主意，而且要考虑周全。

红拂殉夫以前发生的事是这样的：长安城还没有完全建好，李卫公就病了，睛再也睁不开。在家里的时候，他总把自己裹在毯里，把脚放在脚炉上，一年四季总是这样的。脚炉里的炭有时已经熄了，有时却会把卫公的后脚跟烤焦，让他的脚看上去像只烤鸭。但是你用不着为卫公心，他脚上的早死掉了，用泡透以后可以刮下一寸多厚的一层。从这一看来卫公是老了，虽然他还不到六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