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蛊惑宣传虽是少数狂分的事业，但它能够得逞，却是因为正派人士的宽容。群众被煽动起来之后，有一惊人的力量。有些还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希望这力量可以好事，就宽容它——纳粹在德国初起时，有不少德国人对它是抱有幻想的；但等到这非理的狂成了气候，他们后悔也晚了。“文革”初起时，我在学校里，有不少老师还在积极地帮著发动“文革”哩，等带敲到自己脑袋上时，他们连后悔都不敢了。据我的生活经验，在中国这个地方，有些人喜受益惑宣传时那快；有些人则崇拜蛊惑宣传的力量；虽然吃够了蛊惑宣传的苦，但对蛊惑宣传不生反；不唯如此，有些人还像瘾君盼毒品一样，渴望着新的蛊惑宣传。目前，有些年轻人的抱负似乎就是要炮制一新的蛊惑宣传——难大家真的不明白蛊惑宣传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在这情况下，我的抱负只能是反对蛊祸宣传。我别无选择。

其次，蛊惑宣传必定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纳粹的年帝国之说，肯定有些德国人听；“文革”里跑步共产主义之说，又能迎合一分急功近利的人。当然，这快肯定是虚妄的东西，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这理很简单，要想获得现实的快乐，总要有质基础，嘴说是说不来的：哪怕你想找个净厕所享受排的乐趣，还要付两钱呢，都找宣传家去要，他肯定拿不。最简单的作法是煽动一仇恨，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宣扬狭隘的民族情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劣。煽动仇恨、杀戮，乃至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费什么。煽动家们只能用这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无害的方法，想必他们也会用的。我们应该谅蛊惑宣传家，他们也是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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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有疯僧，被狂的信念左有，信雌黄，但是人见人怕，他说的话别人也不敢全然不信——就是这人搞蛊惑宣传能够成功。半疯不傻的话，只有从借酒撤疯的人嘴里说来才有人信。假如我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仅没人信，老农民还要揍我；非得像江青女士那样，用更年期亢的啸叫声说来，或者像姚文元先生那样，带著怪诞的傻笑说来，才会有人信。要搞蛊惑宣传，必须有什么东西盖著脸（对醉汉来说，这东西是酒），所以我说这人是在借酒撤疯。顺便说一句，这状态和青年知识分意气风发的猖狂之态有分不清楚。虽然夫曾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猖乎”但我总觉得那状态不宜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