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们说，用印了字的纸要瞎睛；现代有近似科学的说法：用有油墨的纸会生痔疮。其实，真正要敬惜的本就不是纸，而是字。文字神圣。我没听到外国有类似的说法，他们那里神圣的东西都与上帝有关。人间的事要想神圣，必须经过上帝或者上帝在人间代理机构的认可。听说，天主教的主教就需要教皇来祝圣。相比之下，中国人就不需要这个手续。只要读书，识字，就可以写文章。写来写去，自祝自圣。这件事有好，也有不好。好是达到神圣的手续甚为简便，坏是写什么都要带“圣”气，就丧失了平常心。我现在在写字，写什么才能不亵渎我神圣的笔，真是个艰的问题。古代和近代有两方法可以壮我的胆。古代的方法是，文章要从夫曰开始。近代的方法是从“主席教导我们说”开始。这两方法我都不拟采用。其结果必然是：这篇文字和我以往任何一篇文字一样，没有丝毫的神圣。我们所知、并且可以的信息有三级：一心知肚明，但既不可说也不可写。

另一可说不可写，我写小说，有时就写些汉语拼音来。最后一是可以写来的。当然，说得的必得，写得的既得也说得；此理甚明。人们对最后这类信息方式抱有崇敬之情。在这方面我有一个例：我在云南队时，有一阵是记工员。队里的人觉不舒服不想上工，就给我写张假条。有一天，队里有个小伙觉疼，不想上工。他可以用第一方式通知我，到我屋里来，指指，再苦苦脸，我就会明白。用第二方法也甚简便。不幸他用了第三方式。我收到那张条，看到上面写着“疼”就照记下来。后来这件事就传扬开来，队里的人还说，他得了杨梅大疮，否则不会疼在那个位上。因此他找到我，还威胁说要杀掉我。经过实原始凭据，发现他想书面语言，写成疼，不幸写成了“电布疼”除此之外，还写得十分歪歪斜斜。以致我除了认疼，别无他法。其实呢，假如他写疼，我想他是能写的；此人既不是疼，也不是疼，而是得了痔疮；不过这一已经无关要了。要的是人们对于书面话语的崇敬之情。假如这话语不仅是写了来，而且还印了来，那它简直就是神圣的了。但不怎么说罢，我希望人们在说话和写文章时，要有平常心。疼就说疼，不要写电布疼。至于我自己，丝毫也不相信有任何一话语是神圣的。缺少了这虔诚，也就不来说话。我所说的一切全都过去了。似乎没有必要保持沉默了。如前所述，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在各会议上发言，也不喜写稿。这一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稿。对这改变我有烈的受，有如丧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

我还不致为此到痛苦，但也有一轻微的失落，我们的话语圈从五十年代起，就没说过正常的话：既鼓过亩产三十万吨钢，也炸过神原弹。说得不好听，它是座声名狼籍的疯人院。如今我投其中，只能有两可能：一是它正常了，二是我疯掉了，两者必居其一。我当然想要个明白，但我无法验证自己疯没疯。在这方面有个例：当年里先生以七十以上的龄竞选总统，有人问他：假如你当总统以后老糊涂了怎么办？里先生答：没有问题。假如我老糊涂了，一定权给副总统。然后人家又问：你老糊涂了以后，怎能知自己老糊涂了？他就无言以对。这个例对我也适用：假如我疯掉了，一定以为自己没有疯。我觉得话语圈比我容易验证一些。

假如你相信我的说法，沉默的大多数比较谦虚、比较朴直、不那么假正经，而且有较健全的人。如果反过来，说那少数说话的人有很多病，那也是不对的。不过他们的确有缺少平常心的病。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了一些“弱势群”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恋者。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就是有些话没有说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中国，人们以为同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同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Wordisout》。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