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法院纠正错判后，才恢复工作。但至今卡住党籍和错期工资未补发。”通过这位调查对象的经历至少可以看以下几。

（1）有些同恋者曾彼判为罪犯，

（2）一旦被医院确诊为同恋，可以使罪变为错判并加以纠正；

（3）发现同恋行为会受到党籍分和行政分（扣工资）；

（4）同恋行为中只取接受角一方比取主动施于一方受较轻的罚，该同恋者没有主动的行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与男的同行为，我完全呈现女一样（扮演女角即被动接受角）”上述情况为我们了解同恋者在我国的法律地位提供了线索。

由于对同恋行为没有法律条文明文规定，法律机构和各行政企事业单位对同恋的置方法宽严幅度差别较大。同恋群中的人们因此对自己行为在法律上的地位也多是模糊不清的。从问卷答案看，大多数调查对象安全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有危险”的；其次是不知自己行为是否有危险的人；也有少数人认为“没甚么危险”在回答“您认为自己的行为一旦暴会有哪些后果”这一问题时，大多数人答“不知”在少数作了估计的人们当中，答“可能判劳教”和“可能受到行政分”的人数，略于答“可能判刑”和“可能受到拘留”的人数。由此可见，无论是法律本还是同恋者对自己行为法律地位的认识，全于一若明若暗的状况之中。

对于自己的法律地位，同恋群中还传着一些这样的说法：“听说教小孩的判三年。”“这事是民不举官不究。有的人不论甚么场合都，让警察抓住现行就不好办”还有认为中国法律比外国松的说法：“中国比外国松得多。外国同恋住一块不行。异住一块行。我们的法律也比外国松，谁你这事。咱们这儿除了抓到现行，一般不。

第三节、男问题

凯查多利谈到国的同恋卖问题时说：“女同恋者极少卖嫖，但男同恋者中却既有卖的男，也有专嫖男的嫖客。男可分四类：第一类是专职的街酒吧男枝；第二类是专职应召男或陪住男，第三类是兼职男，第四类是利用男份专事抢劫的罪犯。男一般不愿承认自己是同恋者，而声称自己的行为只是为了赚钱。他们大多有年轻漂亮，长得男十足及生硕大等特征。”（凯查冬利，第三四八——二四九页）我国同恋群中也有这几类人，但却于极其隐蔽的萌芽状态。所谓“萌芽状态”不仅是指他们人数极少，而且指他们的状况尚未发育完全，只是偶发和尝试的。这人难以找到，但在调查过程中，不断有提到，在同恋群中确有少数人是以卖为业的男。他们的服务对象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调查对象的有关说法是：

“xx找外国人是为了钱，xx和外国人睡一夜要一百外汇券。”

“xx跟外国人睡觉，五十元一次。”

“有人同外国人要钱，一次一百外汇券。”

“听说xx奇的漂亮。去圳广州挣了很多钱，买了房。”

“有一次碰上xx，他说上x饭店换钱去。三个外国人把他带走了，给二十元，他是只要挣钱就行。我对他说：跟这人接你也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