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老婆孩炕儿”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级社，人民公社，一级比一级级，超现实，现代，直到泽东的“五七”指示，自为的世俗生活早就消失了。

农民的自留地，总是在随时留它不住的境界，几只，几只鸭，都长着资本主义尾，保留一质上的旧习惯旧要求和可怜的世俗符号，也真是难。

一九六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的破“四旧”我问过几个朋友，近三十年了，都记不清是四样什么旧，我倒记得，是“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旧文化”这四样没有一样不与世俗生活有关。

“新”的建立起来了没有呢？有目共睹，十年后中国的“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北京我家附近有一个饭馆，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贴过一张告示，大意是从今后只卖革命品，也就是面儿窝，买了以后自己去端，吃完以后自己洗碗筷，革命群众须遵守革命规定。八六年的时候，同是这家饭馆，墙上贴了一条告示：“本店不打骂顾客”

我的经历告诉我，扫除自为的世俗空间而建立现代国家，清汤寡，不是鱼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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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八岁的时候，由于家中父亲的政治变故，于是失去了一些资格，六六年不要说参加红卫兵，连参加“红外围”的资格都没有。

在书上的古代，这是可以“隐”的，当然隐是“仕”过的人的资格，例如陶渊明，他在田园诗里的一恬澹兴劲儿，很多是因为相对过官的经验而来。老百姓就无所谓隐。

殊不知新中国不可以隐，很实际，你隐到哪里？说彭德怀元帅隐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其实是从新中国的层机构“隐”到新中国的低层机构去了。

若说我是边缘人吧，也不对，没有边缘。我倒希望“阶级斗争”起来，有对立，总会产生边缘，但阶级敌人每天认错，次次服输，于是就制造一新的游戏规则，你不属于百分之九十五，就属于百分之五。真是一很奇怪的“数目字理”

我在云南的时候，上面派下工作组，跑到山里来划分阶级成分。山里的老百姓是刀耕火，结绳记事，收了谷米，盛在麻袋里在上另寻新地方去了，工作组真是追得辛苦。

更辛苦的是，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老百姓，怎么来划分他们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这些阶级呢？所以工作组只好指派“成分”建立了低层机构，回去差，留下糊里糊涂的“地主”“贫农”们继续刀耕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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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云南，有一天在山上活儿，忽然见到山下傣族寨里跑一个女，后面全寨的人在追，于是停下锄看，借机休息一下。

傣族是很温和的，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大人打孩或互相吵架，于是收工后路过寨时去看一下。问了，回答：今天一个运动，明天一个运动，现在又批林彪孔老二，一定是了“琵琶鬼”所以今天来捉“琵琶鬼”看看会不会好一。

这“琵琶鬼”类似我们说的“蛊”捉“琵琶鬼”是傣族的巫俗，若发生了大瘟疫，一族的人死到恐慌起来，就开始捉“琵琶鬼”烧掉，据说可以止瘟疫。

我在乡下活儿，烟是苦久了歇一歇的正当理由，不烟的妇女也可在男人烟时歇歇。站在那儿烟，新中国最底层机构的行政首长，也就是队长，亦是拿烟的人没有办法，多恨恨的。

中国地界广大，却是乡下每个村、城里每条街必有疯傻的人，病了傻了的人，不必开会，不必学习文件，不必“狠斗私字一闪念”层机构低层机构的一切要求，都可以不必理会，自为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