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蝉联陆相的板垣，受制于次官东条英机；石原莞尔被逐参谋本，在关东军司令当副参谋长；七七事变”不扩大派”的多田骏孤掌难鸣。就在这样的态势之下，汪卫仍不肯知难而退；但事实上是骑虎难下。

未与官方接以前，首先要”拜码”汪卫跟日本人的关系不，但有个人不能不拜访，那就是国父的老友山满。

山满生于福冈藩士家。明治维新后，属于所谓”不平的士族”萨系的领袖西乡隆盛，为了转移不平士族的注意力，倡导”征韩论”；但为大久保利通，木孝允等人所反对，因而引起”西南战争”；西乡隆盛兵败切腹自杀。不平的士族越发不平，要求开设国会，让民众亦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运动早在”西南战争”以前便已行，倡导最力的是土佐藩士的板垣退助，明治7年首创”国公党”为日本破天荒的第一个民主政党。

不久，”国公党”在党政者的压迫之下不得已而解散；板垣退助回老家知县另创”立志社”；一时民间政治社团，风起云涌，由土佐行至各地；山满与其冈浩太郎所组合的是”向社”后来改名”玄洋社”初意倡导民权；后来渐渐变质，成为一个极右派的组织，主张对韩国及中国扩张；主要的原因是，国会开设以后，玄洋社获得了北九州的煤矿经营权——民权与特权是极不相容的；玄洋社为了保护他们的特权，便不能不与军阀勾结。同时煤与铁是不可分的，炼钢事业发达，煤矿才能大量开采，煤价亦可提；而炼钢事业要发达，就必须多造枪炮；枪炮要有路，便只有发动侵略，制造战争。大仓喜八郎的八幡制铁所，恰是北九州工业的重镇；它也正就是山满与大仓喜八郎合作的结晶。

日本人向来喜推行”两岸外”政府如此，民间亦然。山与大仓的”国民外”殊途而同归于”大陆政策”大仓联络盛宣怀，山则结革命志士。但他不肯面，因为一则由倡导民权而把持特权，自觉无颜见人；二则他必须隐瞒与大仓的关系，亦就是掩护大仓在中国的工作。如果盛宣怀知大仓喜八郎的伙伴山满是革命党的同情者，那就天大的胆也不敢让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打了。

但山满的时代，其实早就结束了；因此对汪卫本不能有何助力。甚至跟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的会谈，除了获得了一句”继承近卫内阁的神、予以协助”的空保证以外，亦别无收获。

原来日本对汪卫的基本态度，已经在”五相会议”中作成了决定，他并不是日本唯一愿意”合作”的对象；所看中的目标，至少还有一个吴佩孚。同时，日本绝不希望汪卫组织”统一政府”而以南北分治为原则；北尤重于南，日本”以华北为日、支两国国防上、经济上的度结合地区”换句话说：始终不脱统制派预定的步骤，先是”满蒙分离”；继之吞华北五省。此外，还有一个原则，不论汪卫还是吴佩孚组织新中央政府，必须先接受”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

因此，汪卫此行要想有结果，非得跟陆军打不可。经过影佐奔走，陆相板垣征四郎决定和汪卫作一次会谈。事先，汪卫提一个名为”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希望”的文件，希望”中央政府”中不设顾问；军事方面的顾问，不限于日本将领，亦可起用德意两国人；以及日本在占领区内所接收的中国公私有财产一律发还。

但在会谈时，板垣对这个文件本不作答复；反提好些问题，要汪卫解答。

“过去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可否藉此机会作一个清算？”

板垣是指执政的国民党；汪卫以”国民党元老”自居，理当对所谓”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这句话有所辩解，但他却是这样回答：“我赞成。这次组织政府，我准备网罗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人士参加。”

“临时和维新两个既成政府的人士，忍受诽谤来促日华和平，如果一日全取消，在日本觉得过意不去。”板垣提议：“可否把临时政府改为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改为经济委员会，作为局理中日关系事项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