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胃。中国文学缺乏逻辑，所以旧式文人便只有想，有慷慨、有冲劲，却不长于思考；觉锐，却禁不起刺激。凡此都是最不适宜搞政治的格；而汪卫偏偏无自知之明。

许多人觉得这是切中汪卫病的话，但没有个人敢跟他说；当然也不会拿这篇文章给他看。但因为有这些评论，以及顾孟余不闻不问，陈公博决反对的情形在，所以有些人决定在会议中保持沉默，仔细观望。

到会的，济济一堂，有五六十人之多。汪卫的态度很平静，只说为了挽救危亡，不得已来发起和平运动；对应该不应该”组府”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等他说完，周佛海一当先，主张”组府”首先表示，只要问心真是为了国家，就应当不避嫌疑、不择手段，而担当大任。他说重庆亦未尝没有人主张和平；而且这人还不少，不过，他们不敢有所主张，是因为心里存着一疑惧，日本到底是不是真心求和？倘或能跟日本涉，取得有利的条件，重庆方面疑虑尽释，响应和平运动的人，将会风起云涌。

最后便提到现实问题了。这么多人从重庆来，赤手空拳发起和平运动，如果不组织”政权”怎么办？周佛海只说安全没有保障；实际上人人都明白，偏独安全，连生活都成问题。总不能说老由日本人接济；那一来更坐实了汉的罪名，而且是日本人”御用汉”

其中确确实实也有怀抱天真的想法，为汪卫的”理想”所动，不顾”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来从事和平运动的；此时将周佛海的话仔细味了一下，不由得大为气——事实俱在，搞”和平运动”已变成一职业；”组府”不过是找个啖饭之地，这跟落草为寇，有什么两样？

在何炳贤，也发现了一个事先应该想到，而不曾想到的，极现实的大问题：要人家停止”组府”可以；”善后问题”不是起陈公博一句”我来设法补救”可以解决的。也许来自重庆及其他内地的人，还可以”归队”；在沦陷区就地招兵买这件事怎么说？如果中止”组府”由兴亚院拨来的”盐余”立刻就拿不到了。且莫”天涯阵阵嗷鸿苦，说与哀蝉傥未谙”；光只前，纵有”落叶”作薪，奈何无米为炊；汪卫总不能与”去俱渺”一走了之。

话虽如此，仍不能作明知岂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何炳贤调陈公博”国不可分，党必统一”的原则，以为在抵抗外敌侵略时，国内决不能有分裂的现象；而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的”汪先生”只发表国是主张就尽够了，决不应该一步从事于可为举国所误解的工作。

周佛海的辩才也很来得，而且学过唯辩证法的人，通常都有一很巧妙的逻辑，只要一不小心，落对方逻辑的圈，往往越说越拧，全是对方的理。

所以何炳贤枪剑，奋勇攻，仍然无济于事！最后一场无结果而散——所谓”会议”只是一次周佛海与何炳贤的辩论会而已。

铩羽而归的何炳贤，大为丧气；陈公博反倒保持着几分乐观，他安何炳贤说：“不要！如果我什么都不参加，我想汪先生还不致于一意孤行。”哪知，上海传来的消息，证明陈公博的想法完全错了。首先是汪卫由虹搬到了”越界筑路”的沪西愚园路1136，住的是前通长，贵州人王伯群的房。王伯群当过大夏大学校长，迎娶大夏校保志宁，是上海滩上一大艳闻；愚园路的华厦，便是藏的金屋；汪卫假此作公馆，是由大夏校长傅式说居间而借住，还是借日本人的势力加征用，是一个谜。

传来的第二个消息，更使得陈公博忧心忡忡，汪卫终于在5月的最后一天，由上海大场机场搭乘日本陆军的专机，飞到了横须贺军用机场，再改坐汽车，直驶东京。除了已正式担任日本与汪卫之间的联络人，并正式在上海组织了”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及犬养健以外，还有日本驻华的外官清董三、矢野征记，表明这一次汪卫的东京之行，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邀请。重庆的《中央日报》发表了第一起谴责汪卫的文章，说他的行为，与敌机空袭时，在地面施放信号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