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的主要原因。

第二、即或不能达成使中国订立”城下之盟”式的”和约”；但打一个大胜仗，不会成问题，”和片”亦一定可以实现。

第三、军虽知数十万陆军陷中国战场这个大泥淖的危险；但下级军官至士兵，以及民间为数众多的狂右派分，对战略上的严重危机，不会了解，只看到”皇军”节节展，会反对谈和。鉴于日俄战后，订立《朴资茅斯条约》引平民间大暴动的往事，就必须在”反蒋的情”上，使大家有所发，才能接受与中国谈和这一决定。

因此，以宇垣任外相，决非偶然，而是于心的设计；因为宇垣以”倒蒋”名，但其他中国政府的要人，则颇多为宇垣的旧识。是故，打宇垣这张牌，在一般的觉上，便有”日支终必和平；但蒋介石不会再成为中国领袖”的印象。

石原的谋略最刻之，便在不独要造成日本人有此印象；同时要使中国的政府，亦能产生这样的误解——汪卫、周佛海便是有此误解，怦怦心动，钻石原的圈，旋即省悟，而悔之已晚的人。

至于石原谋略的手段，是建立一个”内阁中的内阁”由首相及陆、海、外务、大藏四大臣，组织”五相会议”作为”最国策研讨机关”6月10日成立，在一个半月中开了4次会议，制订了”今后支那事件指导方针”；”因应时间的对支谋略”；”支那政权内面指导大纲”3个文件。

“指导方针”是”集中国力于1938年内达成战争目的”如何”达成”就要看”对支谋略”了。

“谋略”的心，即是使中国”中央政府崩坏，蒋介石下台”主要的手段一共6项；尤其重要的3项是：起用”支那一人”酿成”新中央政权”的机运；利用并纵”反蒋实力派”在敌中树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促使中国法币制度崩溃，取得中国在外财产，从财政上去彻底击败中国。

至于第三个文件，所谓”支那政权”是指日本炮制的”新中央政权”而言；既有”内面指导”则此”新中央政权”必成傀儡，自不待言。

不过宇垣虽建议请孔祥熙赴日本会谈，但以孔祥熙对国家的纪录，及与蒋委员长的亲密关系，绝不可能期望他能为”新中央政权”的领导者；而且亦难望与孔祥熙的谈判中，获致如何有利于日本的和平条件。因此，虽然乔辅之与中村丰一第二次在香港会谈，大致已达成可由孔祥熙前往长期谈判的结论；但板垣一变初衷，认为这样的谈判，并无好，便趁近卫请假休养的机会，利用”帷幄上奏权”谒见昭和后，接见外国记者，发表”倒蒋”的声明，接着一步表明了的态度，明白反对宇垣的外方针。石原的谋略，遭到严重的挫折；同时这对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亲密搭档，亦就此分扬镳了。

促使板垣态度变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支那一人”就是汪卫。他早就在唱”低调”了；当”宇垣工作”刚开始时，想去说明蒋委员长，放弃”抗战到底”的决心——那天蒋委员长因为重冒，必须卧床休息，便在病榻前面，接见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