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安庆、芜湖、南京跑了一圈；会留下这么的祸。我很惭愧地公开这一段经过，是表示我的忏悔，我对不住国家，尤其对不住我的家乡湖南。老实说，今天我追随汪先生从事和平运动，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在反共。希望司徒博士到了重庆，为我解释我的心境。”

对于周佛海的悲苦激昂的神情，司徒雷登留下很刻的印象。当即接受了他的要求；同时定下了下一次晤面的日期：2月24日。

汪卫的话很漂亮，只要有利于全面和平，他怎么样都可以。周佛海向司徒雷登重申了12天以前的承诺以后，也提了他个人的意见和立场。

“请你在竭见蒋先生的时候说：南京的中央政府，势必组织，但决不为东京与重庆之间讲和的障碍，同时请你劝蒋先生，不要因为日本遭遇困难而轻敌；也不要据个人恩怨来决定大计。”

“好！”司徒雷登也很郑重地回答：“我一定把你的话带到。”

“请问周先生，”傅径波问：“新的中央政府大概在什么时候成立？”

“下个月。”

“这么快？”傅泾波讶异地问。

“是的。筹备工作行得很顺利。”

周佛海的两句回答，语气简单有力，听上去充满了信心；事实上本不是这么回事。”组府”的工作，问题重重，其中日本怕刺激国民政府，关闭了和谈之门，不愿过于明显地表示支持，是最基本的症结。影佐祯昭在国内所受的压力甚重；他倒是讲”义”的，始终支持汪卫与周佛海，无奈以他的地位，发言的力量有限，因此，周佛海必须另外寻日本方面的关系，但效用有限。

另一方面，中日直接谈判停战的消息，在上海及香港方面，甚嚣尘上；以致有好些人，原定参加”新中央”的，亦不免迟疑观望。汪系人中，比较冷静的，看形势不妙，向周佛海作了警告。

“现在的情形是，前台已经在打通了，不知多少人在等着看这台戏；可是后台的角还没有齐，有的来过又走了；有的虽然来了，在那里烟、喝茶闲聊天，不肯扮戏，如果角儿再不场，观众一走散，这台戏本就唱不成；那时怎么下台？”

周佛海也明白这个理，听了这番警告，越觉得事不可缓。决定走一步，算一步，尽快将开锣戏先推了去；在”会议”中提建议：2月20日开”中央政治会议”；3月26日”还都”

于是，在2月18那天，周佛海继汪卫之后，坐了飘着”太”标帜的军用机，飞到南京；在明故机场降落时，

“还都筹备委员会”的”总事”罗君，亲自来接；上车城，直趋首都饭店。那时的南京，正是满目疮痍；而周佛海还是劫后初见，因为自从搞和平运动以来，他一直住在纸醉金迷的上海，从没有机会来看一看日本军队的这些好事！

当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所以在汽车中，一直没有开；到得一叫西湾的地方，他突然喊：“停一停！”

罗君懂得他的意思，随即问：“是要回老屋看一看？”

所谓”老屋”其实还不到十年；是周佛海在”一二八”以后起造的。房不大，却有一个地下室；当时级住宅有地下室的，真是绝无仅有，因此当”八一三事变”一起，日本飞机轰炸南京，便有周佛海的许多朋友，到周家来避难，有的是搬了来住；有的是晨至夕归；至于临时来逃警报的，更是不知其数。

平时每天必到的，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宗武；武的有：朱绍良、李名扬。武的不谈政治、文的则对抗战前途，多抱悲观，主张到了相当时机，结束中日事变。当举国都在要求”抗战到底”群情愤激之中，独有这一批人，在地下室里，压低声音谈如何”和平”因此，胡适之戏称周家是”低调俱乐”

如今劫后重归，周佛海回想当年，主张和平亦不过等于士横议，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下，这本就是渺茫无据的事。而现在居然实现了；虽然只是”局和平”但世事的变幻莫测，也就足以令历其境的人，低徊慨于无穷了。

“桃如故，依然！”罗君用安的语气说：“只不过一片竹林没有了；我计划替你补植。”

“就算景仍如当年，但要跟那批老朋友重新在这里饮酒剧谈，就不知哪年哪月了！”

3月19日，周佛海陪着汪卫去谒了中山陵；回到首都饭店，发现犬养健在等他，脸凝重，一望而知有极要的话要谈。

于是，周佛海另外要了一个房间，将犬养健邀来，闭门叩询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