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我在广东的行动都是公开的，你应该完全了解；对于上海那无稽之谈，何以默无一言？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你这卖友的行径，个普通朋友都不，遑论共同奋斗？我现在声明：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他不但信如此表示，而且正式通知广州的共产党党，声明即日期不再负责。广州的共产党，大为震动，连夜召集会议；陈公博席报告了经过。有些人很激动，主张广州共产党全独立；陈公博因为到一个有学问德的人，像陈独秀那样，加了共产党，就会变得不顾信义，不讲廉耻，所以下定决心，不但脱离共产党，而且不跟共产党人往；他们独立不独立，与己无，所以本不赞一词。散会以后，只专心一志去办国的手续。

陈公博是在民国12年天，由日本到纽约的，随即哥比亚大学的文学院。他本来是专攻哲学的；修却改了研究经济，而研究经济的目的，实在是研究政治。因为陈公博在研究理学及各国政治史以后，有了一个确信不疑的结论：除了责任没有德；除了经济没有政治。

研究经济当然要研究克思主义。陈公博在经芝加哥时，定购了克思的全著作，包括他与恩格斯合著的书在内。经过3年的钻研，克思的主张，在讲责任、讲德的陈公博心目中，几乎没有分文价值了。

首先他发现，克思所说中产阶级消灭的理论，是绝对欠正确的。照克思的说法，社会革命有几个阶段，最初是资本主义消灭了封建；然后是资本主义消灭了中产阶级；这时社会上就只剩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垒，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但国的实际情形，及统计数字告诉他，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世后，中产阶级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增加到了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二。其他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大致亦是如此。原来克思没有想到，科学技术，会飞跃展；技术工人的工资，超过若自由职业者的收，这班工人自然逐渐变成中产阶级。克思所引为革命群众基础的产业工人，有谁愿意由中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

第二个发现的是唯辩证法的不合逻辑。陈公博是哲学系，很容易地将唯论辩证法的”娘家”找了来；大家都知克思的辩证法，源于他的老师黑格尔的学说，其实这个辩证法是由希腊形而上学的学者芝诺所发明。

黑格尔的辩证，一切步都由于矛盾；由矛盾才会产生真理。因此辩证法有正、反、合三个面；正、反的矛盾，产生真理便是合；但上又有一个反面现，形成矛盾而产生另一个合。这样相反相生，永无休止；所以共产党不断制造矛盾，不断展开要斗争。但克思推断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有无产阶级的反面；矛盾没有了，斗争也停止了！这不是不合”正、反、合”相反相生，永无休止的逻辑？陈公博认为，共产宣言不过是对工人的煽动宣传，决不是真理，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本就是不科学的。

第三个发现的是，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是平面的、浮浅的观察。他认为一个工厂的盈余，都是厂主剥削工人而来的。在一个小小的纯以劳力为主的工厂，这个理论还有相似；但施之于大企业，则克思的理论，完全失去了据。譬如烟酒专卖，剩余价值很多；能说所有的盈余，都是由工人日常工作而来的吗？当然不是！诸如国家赋予的独占权、技术、增加生产、减低成本的企业理方法、广告等等，都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因素。岂能一笔抹煞？

不过陈公博亦有困惑，这些理是极浅近的：何以克思会看不透，发如此论调？及至研究，方始恍然；克思亡在英国写《资本论》时，正当产业革命初期，确有这些剩余价值的现象，以致他据为定论。《资本论》就算有价值，也是一时的；纯经济的学识，不是亚当斯密的《原富》，或者尔萨斯的《人论》，不会四海皆准，古今不变。陈公博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富之，只有民生主义。

“我与公博同；不研究共产主义，不知民生主义之可。”周佛海说：“我在京都研究了河上肇博士的著作以后，对共产党的一切，就渐渐疏远了。在黄埔军校成立后，我应季陶先生电邀，回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当时第三国际的代表是鲍罗廷，我跟他大辩论过几次；我告诉他——。”

周佛海告诉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社会革命；国民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所需要的是后者，不是前者。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在当前并不需要农民对地主，与无产阶级对资本阶级的斗争。那样会将力量抵消，适足以予敌以可乘之机，使得外患内忧，更加严重。共产党如果真想跟国民党合作，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全力来参加国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