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痛苦的经历。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这作品是一九八一年写成的，但我一九七九年就动笔了。我非常张地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再也不愿想它。一九八○年我试着又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好多人关系还没有织起来，如现在作品中刘立本有三个女儿，但当时只有巧珍一个。后来我把它打了，考虑能不能有两上、三个，而增加来的人又是什么用的？她们在作品中都应该有某意义，这些都需要反复思考。在构思过程中，总有某一个时候，你到比较满意了。我们要多折腾几次，作家实际上是一个总导演，你要把你所设计的人关系多排列几次，特别是搬到了“舞台”上，合了灯光布景，你的人所站的位置，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合适呢？这些都要考虑，都要调整，要使你的“舞台”整个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不要匆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作品归结底应是这样的作品：要把生活的一般的事件，一般的人，变成有大社会意义的事件和典型意义的人，作家的全工作就在这里，因此不要匆忙。这个过程是非常烦恼的，要充分展开艺术虚构，目的是使作品中反映的生活更真实，更典型，更有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刻的主题。譬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原来托尔斯泰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女人要和她丈夫离婚的故事，人也只有两三个，但托尔斯泰展开充分的艺术想象、艺术虚构，把人他的光投向当时整个俄罗斯上层社会，投向政治、经济、法律、德、宗教、哲学等各个领域，把他所熟悉的人都和安娜这个离婚事件联系起来。如果作家没有这样的艺术想象、艺术虚构，那就只能写一个女人离婚的故事，而不会有《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也同样如此，司汤达听说了一个刑事案件——这样的刑事案件，我们在公安局也可以找到很多，有的故事很完整，只要一个晚上把它写来，就可以在报刊上发表。但司汤达在这里行了大的工作——虚构，把法国当时的社会、上层社会都纳到这个刑事案件中去虚构，使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了有大的社会意义的《红与黑》。我估计托尔斯泰和司汤达在这过程中折腾了恐惊不是一两次，托尔斯泰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人关系的草图就搞了六七次，每一次和每一次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不是闹着玩，而是要认真地搞创作，并且一直搞下去的话，对构思过程中艺术想象、艺术虚构这两大方面的工作，要引起严重的注意。当然，我们都是刚刚开始写作，但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并想办法追求它。至于是否能追求到，那是另一回事。但你追求还是不追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你要着手写的时候，尽量多思考思考，据你的生活验，尽量广泛地各方面地去思考，有些思考能作品，是作品之外的思考，但这也是必要的，它可提供检验你作品的东西。

问：选材应注意什么？

答：当你遇到一个题材的时候，你上应考虑到：这个题材的意义？它有没有可以挖掘的地方？而这些，必须建立在对文史的了解和对生活的了解的基础上。如果，你有了我们上面讲到的那些，那么你就会对题材的，你遇到了一个题材，上会意识到，这里有没有可挖掘的东西，尽它很大，很惊心动魄，但不了文学创作，那你可以很快掷掉它，再转别的题材。选材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你就埋写上几个月，把你都累死了，它还是个没意义。因此，你必须有对题材的，甚至一些别人看来毫不留意的事情，由于你发现里面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当别人还没觉察的时候，你就悄地注意了。有的时候，当别人写来了，自己大吃一惊：我也看到了，为什么没想写呢？就因为不备上面的条件，而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作家就能在平凡的日常中演惊心动魂的故事。从文学史上看，如果只是从生活中寻找离厅的故事，他即使写得再多，也是个二作家，如福尔斯侦探案的作者。对生活冷漠、漠不关心对作家来说是致命伤，一个作家他可以外表是多么的冷静、冷峻，但他内心更有大的激情，就像一块火石，遇到什么，就能碰火来，不要把自己的心锁得很，它应该是开放的、的，别人不以为然的事情，你应该多想一想。

问：能不能请你谈谈你的《在困难的日里》、《人生》等作品构思时的情况？

答：我的作品，好多是因为引起了我情上的烈颤动、震动，我才考虑珐要把我这情绪、情表现来，这样才开始去寻找适合表现我这情绪、情的方式。如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当时我上小学。我次亲是个老农民，一字都不识。家里十来人，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只有一就要被，完全是“叫化”状态。我七岁时候，家里没有办法养活我，父亲带我一路讨饭，讨到伯父家里，把我给了伯父。那时候贫困生活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