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的事，财产，房…她垂下睛，圈却红了，她悄悄地抹去泪，轻声说：这些事想起来就很难过，平时我从不多想。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问她，她的父亲对这事是怎么想的呢？她说：照传统的说法，就是我们把爸爸带坏了，而照我的看法，就是使他思想解放了。我们都笑了，她也笑了。我们又问她在这里生活怎么样？她说这里比妇女教养所好。为什么？是因为你在这里比较受重用？她在这里是小分队的。又是纫组，屡次受表扬嘉奖。她说并不因为这个，在妇女教养所我也是大组长，反正我喜这里。她站起走的时候，我想我们之间已建立起了信任的情，我们目送她沿了队前的大路走去，消失在大门内。太始终是那样光耀人，圳是多么遥远。那香港人是什么模样的？人品如何？他们在一起相的情景又是怎样？她平时里不敢多想，想起来就会难过的，究竟是些什么？是过去的事还是现在的事，抑或是将来的事？过后，我始终在想，直到有了米尼，甚至米尼登了船之后，我还在想的是她那一段话：“假如不是遇见了他，我的生活，也就和一般女孩一样，结婚，生个孩…”听她气，对现今的状况非但不后悔，还有几分庆幸的意思。庆幸她脱离了那常规世界的生活，尽有些事她想起来很难过，那香港人路远迢迢前来探访是令人心酸的一幕。

接下来谈话的是几位队长都极力推荐的一位劳教，她曾在劳教大会上作过讲话，讲关于她在香港生活一年的情景，使大家明白，香港的月亮并不特别圆。她的生活有传奇彩，甚至使我们怀疑：这有多少真实的成份？她已临近解教，这几日在队服务，每日都看见她草帽勤勉劳动的影，一个国老板要娶她为妻的故事便显得极不可信。可最终因为不忍辜负队长们的好意还是请了她来，她已有三十八岁的年龄，有些重，肤还算皙白，可却有牢的皱纹，她穿了一劳作的衣服，想不她还能有其他妆扮。她忙着为我们张罗茶，除了殷勤讨好也不乏有诚实的关切和情。她说话的声音响亮而，不经我们多问，便如俗话所说竹筒倒豆般地倒了来。她说她的母亲在她幼年时就去了香港，后又从香港去了国——据们说，她的母亲是一名女，是偷渡去了香港——母亲走后，父亲又另结婚，去了常州，她跟了长大。小学毕业后考取了上海戏曲学校越剧班，那时，她长得容月貌，生活得很快乐。十六岁那年，文化革命开始，学校停课，死了。死后，房被叔叔们收回，她无家可归，日夜狼。在一个夜晚，她来到黄浦江边，想来想去想不有什么路，便江了。刚下去，便被一个船民捞起，她淋淋地躺在江边，啼哭着。天渐渐亮了，越来越多的人围在了她的边，那是一个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的年代，人们并不问长问短，只啧叹着她的年轻和可怜。这时，江边走过一个妇女，一认她来，说：这不是我家女儿的同学吗？曾经到我们家来玩过。于是，那女人便将她带回家，让她换了乾净衣服，又让她休息。她睡不着，只坐在里屋床沿上发愁。这天，这家来了一个客人，是一个车床工人，自十三岁徒工，至那时已有二十年工龄，一手好活，是个八级金工。人却很老实，还是孑然一。这家的母亲正在为他媒，介绍了一个女人，却不中他意，他正是来拒绝的。那家母亲先是不乐意，觉得被拂了面，接着却心一亮，便向里屋指指，示意他去看看。他探门里，见一位愁容满面的女孩坐在屋内，退门来时，只说了一句：问问她的意见。她并没有什么意见，跟了这男人，就将有住有吃有人养，她的问题就解决了。她跟了这男人去到他家乡成了婚，后来有了三个儿，她才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她想离婚了。他有什么不好呢？我们问。他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好，可是我不喜。她说，他只喜这世界上两件事，一是车床，二是钓鱼，除此，他对什么都没兴趣，我想和他一起逛街，他除了钓鱼杆，什么商店都不肯，我想和他聊天，他说我为什么那样话多，我要给儿买几件衬衫，他说买几尺龙细布两件就行了…离婚那年，她是二十四岁，她把儿全都要了过来，住在市郊的小镇上，些临时工。这段日，是艰苦异常，总算平安度过，到了一九七六年。有一个晚上，镇上的政府办公室有一个秘书冒了雨匆匆赶来，说有一个国打来的长途电话找她，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她的家，要她立即去听电话，电话还没挂断。她跟了那秘书跑到镇办公室，拿起话筒，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夹带着啜泣的说话声，说是她的母亲，她只到茫然和惊愕。放下电话时，那秘书说你怎么那么冷静？她奇怪地说：为什么要激动？过后不久，母亲给她寄来了钱，共有两千元人民币，她这才激动起来，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的钱，她数来数去数了多少遍，最终也没有数清楚，总是两千元多一，或者两千元不到。她挑了一个星期日，带了三个儿来到上海南京路上，对儿们说：你们要什么，快说，我都给你们买，儿们一向只习惯约束自己的望。这时几乎提不要求。她便自己下手了，买了一大堆的玩，儿说：妈妈，我们已经大了！她说，不，这都是你们小时候妈妈欠你们的。然后母四人又去国际饭店吃饭，尽兴而归。这一日在他们四个人记忆中至今仍是好而激动人心的。后来，她的母亲为她办理了香港签证，与她在香港会面了。这一对阔别多年的母女相见的情景有一些稽，母亲抱住她就哭了，而她无动于衷，母亲说：你怎么连一滴泪都没有呢？她说：我实在是哭不来，我实在是对你很陌生，你走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现在我也希望自己能哭，可是哭不来，怎么办呢？得母亲很扫兴。母亲在香港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她在国有了自己的不大不小的企业，也重新结了婚，有了女，其中最大的妹妹，是当年去时怀在肚里的。这期间，母亲的一个朋友，一个在国的华人老板看上了她，希望娶她为妻，母亲也极力促成，因这桩婚姻将带给她生意上的好，她却执意不从。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喜。母亲对她说：如你应了这婚事，我将给你和孩许多钱，如不应，我从此不给你任何支援。她说不应，然后从香港回了上海。生活重新陷困境，与以往不同的是，她有了两房，是母亲为她买的。她便开始动房的念，指望这能生钱来。她被判三年劳教的罪行是：提供卖地。她不愿意多谈她的案情，将话题转到这三年的劳教生活，说这三年全凭了几个儿才使她顺利地度过。天下再没比这几个儿更好的儿啦！她说。阿大老实，阿二明，阿三糊涂，可阿大阿二阿三都很孝顺，三人每星期都要写很长的信给她，这些信是她最宝贵的东西，别的都是假的，唯有儿是真的！她说。有一次，阿二来探望，她跑到招待所，就有人告诉她：那个青年是你的儿吗？他带了个大糕，一路上可不容易了，挤得要命，他拚力保护那个糕。她跑房间，对阿二说：阿二你为什么要带糕呢？阿二微笑着说：妈妈你说今天是几号？今天是五月二十五日。是你的生日呀！是你三十八岁生日。你看看，这就是儿，要知，这不是六十年代，而是八十年代的青年呀！多么难得啊！儿给我看他在谊舞比赛中得到的一等奖状，我看了就急了，说：阿二，舞这样的事情不好就要问题。阿二说：妈妈，你不要急啊，你再看！他又摊开了一张奖状，是区的新长征突击手称号证书，这就是儿！她笑着，泪却下了脸颊！有这样的儿，我怎么还能够去国结婚？她问我们，我们无语。我想，在这因重复讲叙而已经得到整理的通篇故事里，终究还有一真实的，我相信自己能够从面对面坐着的这人上，甄别什么是真的，什么则掺了假。当她离开我们之后，我们都改变了对她的最初印象。她所以一生坎坷，全由于一些情的缘由：喜什么，或者不喜什么。这里的女人，似乎都缺乏一些理，太随情，还喜梦。

采访已到了尾声阶段，我们已疲劳不堪。至今为止，我们所取得的经验是这样的：我们的谈话对象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常被采访的，她们的讲述因反复的习而有完整的形式，有合理的逻辑，内容也比较丰富；另一类是不常被采访的，她们的讲述零，前言不搭后语，不通顺，文不对题，却常会有即兴的表现。第一类提供给我们比较现成的故事；第二类提供给我们的则是她们的本人。第一类的故事有加工的痕迹，第二类是原始的材料。理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