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声音轻柔，留着弯曲的小胡，一银发。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看过CAT扫描的结果，接下来他要的，是行一项叫支气镜检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块病理学分析。他安排下个星期行。我搀扶爸爸走诊室，向大夫谢，心里想着如今我得带着“肺块”这个词过一整个星期了，这个字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这儿陪着我。

就像鬼一样，癌症有各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麦细胞恶瘤”已经扩散。没法开刀。爸爸问起病况，阿曼尼大夫咬咬嘴，用了“严重”这个词。“当然，可以化疗。”他说“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

“那是什么意思？”爸爸问。

阿曼尼叹气说:“那就是说，它无法改变结果，只能延迟它的到来。”

“这个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谢谢你。”爸爸说“但请不要在我上化疗。”他如释重负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宾斯太太的柜台上放下那叠券。

“可是，爸爸…”

“别在公众场合跟我嘴，阿米尔，永远不要。你以为你是谁？”

塔赫里将军在蚤市场提到的雨姗姗来迟了几个星期，但当我们走阿曼尼大夫的诊室，过往的车辆令地面上的积溅上人行。爸爸了烟。我们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车里烟。

就在他把钥匙伸楼下大门的锁时，我说:“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化疗，爸爸。”

爸爸将钥匙放袋，把我从雨中拉大楼破旧的雨棚之下，用拿着香烟的手戳戳我的膛:“住！我已经决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该怎么办？”我说，泪如泉涌。

一抹厌恶的神掠过他那张被雨打的脸。在我小时候，每逢我摔倒，破膝盖，放声大哭，他也会给我这脸。当时是因为哭泣让他厌恶，现在也是因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岁了，阿米尔！一个成年人！你…”他张开嘴，闭上，再次张开，重新思索。在我们，雨敲打着帆布雨棚。“你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说？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教你的，就是让你永远别问这个问题。”

他打开门，转对着我。“还有，别让人知这件事情，听到没有？别让人知。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然后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厅里。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坐在电视机前，一接一烟。我不知他藐视的是什么，或者是谁。我？阿曼尼大夫？或者也许是他从来都不相信的真主？

有那么一阵，即使是癌症也没能阻止爸爸到蚤市场去。我们星期六仍搜罗各车库卖场，爸爸当司机，我指路，并且在星期天摆摊。铜灯。球手。坏了拉链的雪夹克。爸爸跟在那个古老的国家就认识的人互致问候，我和顾客为一两块钱讨价还价。仿佛一切如常。仿佛我成为孤儿的日并没有随着每次收摊渐渐近。

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有时会逛到我们这边来。将军仍是一派外官风范，脸带微笑跟我打招呼，用双手跟我握手。但是塔赫里太太的举止显得有些冷漠，但她会趁将军不留神，偷偷低朝我微笑，投来一丝歉意的光。

我记得那段岁月现了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听到爸爸在浴室里。第一次发现他的枕上有血。执掌加油站三年以来，爸爸从未请过病假。又是一个第一次。

等到那年万圣节，星期六的下午刚过一半，爸爸就显得疲累不堪，我下车去收购那些废品时，他留在车上等待。到了恩节，还没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待得雪橇在屋前草坪上现，假雪洒在旗松的枝桠上，爸爸呆在家里，而我独自开着那辆大众士，穿梭在半岛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