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非对此到惊诧；萨丽娅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长白发，只过了十年，便已满棉般的白发了。我知我也变了，顽隆起的大肚，毅然后退的发际线，但是一个人自己的衰退是逐渐行的，险而难以察觉。看到萨丽娅满白发，就像见了惊心动魄的证据，知她怎样不可逆转、无法规避地迈向老年，而联想起来，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你会冻着的。”她说着，了脖上的围巾。这是一月，临近晌午，着天，灰蒙蒙的。一阵冷风过，枯叶在树上哗哗作响。

“想挨冻，得去喀布尔。”我说，提起了行李箱。

“随便你，大夫。公共汽车还是步行？你来选。”

“咱们散散步吧。”我说。

我们向北走，穿过诺斯城。内港里停泊着帆船和游艇。小亭里卖着明信片和圆领衫。咖啡馆外，人们坐在小圆桌边，喝咖啡，读报纸，下象棋。服务员们摆放着午饭用的银餐。再过一两个钟，烧鱼的味就该从厨房里飘而了。

萨丽娅兴致地讲起了故事，开发商要在诺斯城南新建一片白的别墅，可以远眺米科诺斯岛和琴海。这些房主要是给旅游者和有钱的暑期房客住的，他们从九十年代便开始络绎不绝。她说这片别墅会带一个室外游泳池，还有一个健中心。

多年以来，她一直给我写电邮件，为我记录下重塑诺斯的这些变化。带有卫星天线、可以拨号上网的海滨酒店，夜总会、酒吧、小酒馆，为游客服务的餐馆和商店，租车，公共汽车，人，躺在海滩上的半的外国女人。如今的农民已经不骑驴了，他们开上了小卡车——最起码那些留下来的人是这样。大分农民很久以前就离开了，不过，现在有些人也在回迁，回到岛上安度晚年。

“奥一儿也不兴。”萨丽娅说，她指的是这变革。她也给我写过这些，写老岛民们的怀疑，他们对新来者，对随之涌的改变满腹疑惑。

“你好像不介意变化。”我说。

“抱怨不可避免的东西无济于事。”她说。接着又：“奥会说：‘行了，早知你会这样讲，萨丽娅，你又不是在这儿生的。’”她哈哈大笑，响亮而开怀。“本以为在诺斯住了四十年，怎么着也有这资格了。没想到现在我才搞明白。”

萨丽娅也变了。尽她穿着冬衣，我还是能看她厚了，长胖了——不是胖，是胖。如今她带着一开心的自嘲，一顽的揶揄，就像她评价我的时候那样，搞得我每次都怀疑，她发现了我的事有儿蠢。她中明亮的目光，这开怀的大笑，两颊上不落的红——总的印象是，一个农民的媳妇。一个梁般的女人，外表上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却透着一朝气蓬的威信和悍，由不得你傻乎乎地加以质疑。

“生意怎么样？”我问“你还在工作吗？”

“偶尔有。”萨丽娅说“你知这世。”我们一起摇了摇。在喀布尔，我一直在看新闻，知这一又一的缩措施。我在CNN上看到，希腊青年朝议会外的警察扔石，而警察们穿着防暴衣，发泪瓦斯，挥舞着警。

萨丽娅的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生意。数字时代到来之前，她基本上是个女师傅。她去别人家里，给电视机焊功率晶，给旧的真空收音机换信号电容。人家把她叫去，修理病的冰箱恒温控制，封好渗漏的。老百姓凭自己的能力给她付钱。如果人家付不起，那她无论如何也会把活了。我不是真需要这钱。她说，我把活当成玩游戏。拆东西，看看里面怎么运转，仍然让我觉得兴奋。这段日，她如同一个自开自支的独女计算机服务。她知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学来的。她只收些名义上的费用，帮人家排除电脑故障，修改IP设置，解决程序痪和运行缓慢的问题，替人升级，理启动失败。我曾不止一次从喀布尔打电话给她，焦急地求她帮忙，因为我的IBM死了机。

走到我母亲的房，我们在外面待了一会儿，站在院里那棵老橄榄树下。我看到了妈妈最近那些狂工作的成果——重新粉刷过的墙，只搭了一半的鸽房，一块木板上放着把锤，还有一个敞开的钉盒。

“她怎么样？”我问。

“哦，和以前一样难伺候。所以我装了那个玩意儿。”她指了指屋上的卫星天线。“我们看外国皂剧。阿拉伯的最，也可以说最烂，演来演去都是一回事。我俩猜剧情，得她都不搭理我了。”她一步迈大门。“迎回家。我给你东西吃。”

回到家很奇怪。我看见了几件不熟悉的家什，比如客厅里的椅，电视前白的柳编茶几。可是其他东西大上都还在老位置。厨房的桌现在蒙上了塑料桌面，图案是错排列的茄和梨；直背的竹椅；藤篮里的老油灯，油烟熏黑了扇贝形的灯罩；我和妈妈的照片——我穿白衬衫，妈妈穿着她的好裙——仍然挂在客厅炉架的上方；妈妈的那瓷也还是放在架上。

可是，等我放下行李箱，却到每样东西中间都有个空空的。我母亲和萨丽娅在这儿相依为命，一过就是几十年，对我而言，这段岁月却是黑暗而辽阔的空白。我一直在缺席。缺席于萨丽娅和妈妈在这张桌上一起吃的每一顿饭，缺席于那些笑，争吵，持久的烦闷，疾病，正是这一长串简单的仪式构成了人的一生。我童年的家有迷惑，就像一小说，很久以前我读了开，后来又把它丢开，现在却在读它的结尾。

“来好吗？”萨丽娅问。她已经上了长长的印围裙，正在往平底锅里倒油。她在厨房里来回移动，控自如，一副当家主的模样。

“好啊。妈妈在哪儿？”

“睡着呢。她折腾了一宿。”

“我去看一。”

萨丽娅从屉里捞了把打。“你要把她醒，我惟你是问，大夫。”

我踮着脚尖上了通往卧室的楼梯。房间黑暗。窗帘拉着，接透一片窄窄的光，横打在妈妈的床上。空气中充满了疾病。它不仅仅是一气味，而更像一有形的存在。每个医生都觉得来。疾病像蒸汽一样弥漫于房间。我在站立片刻，让睛适应一下。忽然一片方形的彩光变幻，打破了黑暗，这一片光来自床边的梳妆台，我想那是萨丽娅睡的一边，原先我睡的那一边。有几个数字相框，亮起的是其中一个。稻田，木屋，灰瓦铺就的房，渐变为拥挤的扎，铁钩吊着剥了的羊，再变为一个肤黝黑的汉，蹲在浑浊的河边，用手指刷着牙。

我拉过一把椅，坐到妈妈床边。我的睛适应过来了，我看着她，到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我吓了一，妈妈缩得竟然如此之小。已经如此之小。印睡衣松松垮垮地兜着她的小肩膀，盖着她已然扁平的。我不喜她睡觉的样，嘴张开，耷拉着，好像在一个苦梦。我也不喜看到她睡觉时，假牙在嘴里得歪七竖八。她微微颤动了几下。我坐了一会儿。我问自己，你本来指望什么？我听到钟在墙上滴滴答答，楼下萨丽娅的铲在煎锅里乒乒乓乓。我打量着妈妈房间里平庸生活的细节。固定在墙上的平板电视；屋角的电脑；床柜上没完的数独游戏，那一页上放着一副老镜；电视遥控；装人工泪的小药瓶；一类固醇药膏；一假牙胶；一小瓶药片；地板上还有一双牡蛎的茸茸的拖鞋。她以前绝对不会穿这东西。拖鞋旁边有个敞开的袋，里面装着纸。我无法把这些东西和我母亲联系在一起。我抗拒它们。在我看来，它们属于一个陌生人。某个四不勤、与世无争的人。某个绝对不会让你动怒的人。

在床对面，数字相框里的照片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我连着看了几张，然后想起来了。我认得这些照片，是我拍的。是我当年…什么来着？对了，走天下。洗照片的时候，我总是一式两份，寄一给萨丽娅。她都留着呢。这么多年啊。萨丽娅。一甜甜的情涌遍我全，好像吃了蜂。她就是我的亲妹妹，我活生生的“纳尔”一直都是。

她在楼下叫我名字。

我悄悄起。就在走房间的当，我一下看到了某个东西。某个装在镜框里的东西，钉在钟下面的墙上。黑暗里，我看不那是什么。我开了手机，借着微光一瞧。原来是联社的一篇报，写的是我在喀布尔效力的那家非营利组织。我记得这篇采访。记者是个讨人喜的韩裔国人，有儿结。我们合吃了一盘卡布利——阿富汗的抓饭，里面是糙米、和羊。文章正中了张合影。我，几个孩，纳比在后排，直地站着，手背在后，兼多表情：愁苦，害羞，以及庄重，一如阿富汗人在照片上经常刻意摆的姿态。阿姆拉也在，还有她的养女罗诗。所有孩都面带笑容。

“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