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钟鼓楼的当铺以苛酷著名一样，当年钟鼓楼的乞丐也有“刁民难惹”的声威。逢到官商富民有婚嫁寿喜的红事，丐便率先跑去“祝贺”门房、账房倘若不予理睬，甚而驱赶叱骂，那么过不了多久，在丐指挥下，众乞丐便会番跑去扰，样迭，直到门外来宾与门内主人不堪忍受，命令门房、账房散钱施舍，他们方会渐次收兵。

当年的乞丐有“乞”、“乞”、“乞”、“惨乞”诸不同的求乞方式，大有京剧分生、旦、净、末、丑不同行当的意味，而同一行当中则又分化不同的门类，如京剧旦行中又有正旦、青衣、旦、闺门旦、泼辣旦、玩笑旦、武旦、刀旦等等，各行乞行当中又分许多不同的求乞样。所谓“乞”多为老弱妇女乞丐，以哀求哭喊达到目的，针对不同的对象，中数来宝式地吐诸如此类的话语：“太太给我两个钱，太太长寿万万年。”“乌上门来，老板大发财。”“老爷大施恩，抱又抱孙。”…“乞”中又分“坐乞”和“叫街”两“叫街”在游动中有时也收起哭腔凶相，喊诸如“不给财，我不来，你剩下残钱买棺材！”“你不给，我不乞，看你死急不急！”一类的怪话，但毕竟还属于磨的范畴，与“乞”不同。“乞”的多为青壮年男，嘴上不一定有那么多功夫，主要靠动作、行为取得效果。一般又把他们的求乞方法称为“街”如手执两把长刀或两块整砖，不断拍击的，使红见血；又如衔数枚长钉，手持砖一块，当众把长钉一个疙瘩中，以砖击砸，钉中鲜血，凄厉可怖；再如用一条带铁钩的铁链，将铁钩剜人锁骨之中，拖着铁链行走，铁链尾端往往还缀着一个铁球，击地当当有声…“乞”者是借用一些最原始的杂技手段，如舞“莲落”（手执一竹竿，每节挖几个孔，孔内贯几个制钱，边舞边乞）、打“玉鼓”（手持一个竹筒，一边绷着猪脬，以手指弹拍变化的节奏）、“风”（在印堂中一针，针尖住一只碗，一面摆动一边求乞）、耍青蛇、拿大等等。“惨乞”则是指残废乞丐的求乞，如“看照”（下肢残缺，以烂布系着膝盖、护着臂，坐在地上移动）、“翻太岁”（手足全残，在烂泥中翻）、“解粮草”（残废乞丐倒卧小木车中，两乞丐伴前挽后）、“驮石”（男丐背负残废女丐过市）等等。

同薛家同院的荀兴旺师傅，小时候也跟着母亲要过饭，但那是农村荒年穷苦农民临时的谋生方式，与北京城内当年丐帮的职业乞讨的生活方式，有着质的不同。实际上这两人不仅心态不同，所呈现的外在相貌往往也有很大的区别。

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成年以后大上属于“乞”的行当；北京解放的时候他已经36岁，还没成亲，直到1950年被政府救济安置，当了蹬平板三车的工人，才算有了个真正能有益于社会的固定职业；1952年他奔40岁去的时候，才娶上了卢宝桑的娘，而她当时也已经35岁了。这一对晚婚的夫妻在婚后第二年有了卢宝桑这么个独生。

曾经在北京市内的货运事业中起过重大作用、并至今仍起着一定作用的平板三运输业，长期以来属于合作社即集所有制质，细细考察起来，其中的三车工人，经历纯洁的城市贫民固然占一定比重，但也不乏两旧社会的沉淀：一即是卢胜七式的贫民，贫则贫矣，而又并无劳动资历，大都是过去的乞丐、混混、破落的败家弟等号人；另一则是解放前下层军官、警察、帮闲中罪行较轻、民愤不大的那伙人，经过一段审查、教育，或宣布为制分，或免予法律分，因他们与上一类人一样，并无一技之长，所以其中一分也安置到了平板三运输工人的队伍之中。这两人有着若共同：缺乏劳动习惯，于烟喝酒；缺乏自尊自，惯于谈男说女；贪小利却又讲义气，善挥霍却又能吃苦…当然，绝非人人都是这样，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的消化、改造，他们中的多数人也确在不断地发生着弃糟粕、增华的可喜蜕变。

但是，把他们完全消化、改造为新人绝非易事，须知改造溥仪、改造战犯也有他较易人手的一面——他们有文化，可以作哲理的思考，政治立场一旦转变，倏忽可成可可敬之人；改造社会沉淀却有极其艰难的一面——他们没有文化，却有着一肚垃圾，即使他们政治上没有问题了，他们也还可能散发可厌可鄙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