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心把火葬，到底他还是买了棺材，想法把送回老家土葬了。党支书记觉得这事很难辩解，确实是落后的表现，所以不同意发展我爸党。再有我爸原来是个文盲，厂后扫盲班，费了老大力气，认字也不多。后来补文化课，补到初小程度就再提不了。他不看书，只鼓捣东西，比如打个家、安装个、编个渔网、修理个自行车、修个鞋、旋个烟斗什么的，来样样让行家佩服，可一叫他看书他就疼。他一生只读过两本书，一本是《苦儿狼记》，这本书我听他讲过，不是法国那个洛写的那本，好像是解放初印的一诉苦材料；另一本是《鲁班学艺》，据他说他得到的那本书页已被撕破，他是一页页拼拢一起，一字一字读下来的。他一生最佩服的是两个人，一个古人一个今人。古人就是鲁班，今人就是彭德怀。因为我爸文化始终提不，党支认为是学习不够努力造成的，所以后来也就一直没有发展他人党。我爸这个人人缘特好，但人人又都认为他绝不是党、官的材料。‘文化大革命’起来了，他哪派都不是，哪派也都不积极找他。往外派工宣队，没他的事儿。‘支农小分队’他也没参加过。他就是在车间活。车间停产了，他也去，甚至只剩他一个人了，他也在那儿待着，这儿，扫扫那儿。他就是那么个木人似的模样。其实他心里很有主见。他平生最喜看的一戏就是《白女》。他说还在队里的那阵，参加土改，他天天在文工团演《白女》的时候站在台上‘压台’，只要一演到死杨白劳那场，他就忍不住泪。有一回有坏人捣，在场里喊反动号，我爸从台上一个雄鹰展翅扑下去，追了半里路，抓住了那个坏人，要不是别的人起来劝阻，我爸当场就会把他毙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人告诉他，说江青说了，歌剧《白女》是毒草，他连惊讶和愤慨都没有，因为他本不信。后来知真把歌剧《白女》否定了，他也并不激动，他认定那不过是一时的说法，他信歌剧《白女》是好的。后来组织大家看芭舞剧《白女》，看到喜儿被抢，他照样动，他跟人家说：‘《白女》还是好的吧？我就知打不倒它。’人家便跟他解释：这个《白女》同那个《白女》有质的不同，那个反动，这个革命，比如那里的杨白劳弱无能，这里的杨白劳英勇不屈，等等。他却全然听不去，人家费老大劲说完了，他却表态说：‘我看差不离，就是这里不用那脚尖，兴许更顺。’你说拿他有什么办法！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演歌剧《白女》，他在电视里看了，照样泪。我跟他说：‘如今芭舞的那不能演了。’他不以为然，对我说：‘吗不演了？我看也好。就是少用脚尖走路，兴许更好。’你看，他什么时候都保持他个人的看法。我我爸，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稳定的、厚实的、淳朴的人格。他用他的这人格力量，启示了我，使我的灵魂善良、纯净。

“那么，你要问我了，他不是七级钳工吗？怎么又当了修鞋匠呢？那是前年的事。他才54岁，可他提前退休了，为的是让我二厂去替。这就要说到我家里别的人了。先说我母亲。她就是咱们北京郊区顺义县的人，是我爸的师傅把她介绍给我爸的。他们也是一见钟情，认识不久便结婚了。后来我妈妈也厂当了工人。我们家开就住在工厂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中。一排一排的那简易平房，一间屋住一家人。我家人最多的时候是六人，我，我爸我妈，两个，还有一个哥哥——那哥哥7岁的时候得病死了。全家挤着睡，连个收音机都没有。过节的时候买张年画贴到墙上，一年里把画上的每个细节都看熟，那大概便是我家的文化生活了。后来去世，们长大，三年困难时期，我妈生下了我。说起来要多亏一场意外的火灾，不知哪家生炉不小心，把屋引着了，结果牵三连四，救火车又一时开不过来，把厂里那片宿舍区烧光了。作为善后的结果，我们家和另一家被安排了如今住的这个小偏院。年厂里盖了新楼，我们两家都属住房困难，我爸把楼的权利让给了那家，我们留在了小偏院中，那家的那间屋归了我们，我们现在总算有两间屋了。我妈渐渐从一个农村妇女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她现在显得比我爸年轻很多（其实她比爸爸只小3岁），每天回到家一件事是大洗大涮，用立梳梳她那过的发，抹银耳珍珠霜。她有两西装，一是专门到王府井蓝天服装店的，逢到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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