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每天黄昏的阅读就开始了。我每天下午下课后赶来，晚自习之前赶回去。刨去来回路上的半个小时，我们有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真是奢侈了。仪式般地，当我把书摊在膝，会问一句：“准备好了吗？”她。于是旅程开始。

最初念的是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永远的尹雪艳》、《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一个半小时，刚好能念完一篇，都是些女人的故事，像一个个的宋词词牌，寥落的凄艳。

庆生，不要离开我，我什么都肯答应你——我为你累一辈都愿意，庆弟，你耐烦再等几年，我攒了钱，我们一块儿离开这里，玉一生一世都守着你，照看你，服侍你，疼你，玉替你买一幢好房——这间房太坏了你不喜——玉天天陪着你——庆弟——

“对不起。”她打断了我“你是怎么到的呀？你自己的声音本来细细的，怎么一下就这么哑了？真有意思，那个女人快要疯了的那劲儿，就全都来了！”

“我也不知。”我不好意思地笑“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只要把声音全都憋在嗓里就行——语调，语气，速度都不用动。”

“真了不起。”她由衷地赞叹。

然后是张玲。《倾城之恋》，《金锁记》。长了些，要分两天才念得完。张玲的小说读声来是再也没有的，好多的虚词和开音节的语词，畅得很。当我读到《红玫瑰与白玫瑰》“每个男人的生命里都有两个女人，红玫瑰和白玫瑰…”我和方可寒换了一个神，都憋不住大笑起来。“咱们俩，”我笑着“恐怕你是红的，我是白的吧——”“他也！”方可寒利落地总结。

念完了《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那天，方可寒提起了鲁迅“初中时候学过《孔乙己》——我就觉得鲁迅这老蛮有意思的，可是，他写不写情故事？”

“这个——有！”我想我的睛亮了。

第二天，摊在我膝的便成了我天晚上翻箱倒柜找来的《伤逝》。

鲁迅寂静的调把我的声音也变得寂静起来。

好的小说是可以听的。我的意思是当你把一篇好小说逐字逐句地诵读声时，你甚至可以不用去理会它在写什么。因为它的字和字，词和词，句和句之间有微妙的声音的跌宕起伏，在一篇坏小说里你肯定不会发现这个。而且，一个作家可以写各各样的故事，可以用各各样的表达方式，可是这声音的跌宕是改变不了的，就像ＤＮＡ密码一样。

比如鲁迅，读来你就发现，他小说的调永远像冬天夜的海面，充满了静静的波涛声，就连绝望也有很的生命力。用方可寒的话说——在我念完《伤逝》的那天她问我：“鲁迅是不是天蝎座？”我问为什么。她说：“星座书上说，天蝎座的人外冷内——我觉得蛮像鲁迅的。”其实她说得有理，可惜，鲁迅是女座。

再比如张玲，她的调是京戏的调。乍一听风情万哀而不伤，其实悲凉和都在骨里。与其说我用我的声音诠释这些不同的调，不如说这些调自然而然地把我的声音塑造成了不同的模样。那是绝妙的验，对我对方可寒都是。

有一天我照例把书摊在膝，问一句：“准备好了吗？”

她没有像平时那样用力地，她只是看着我。她真，她的睛幽黑，像两滴夜。她说：“宋天杨，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怎么你们最近都问我这个？”我笑了。

“还有谁？江东？”

“嗯。”“其实我是想问你，你这样对我，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江东？”

“我哪有那么伟大？我是为了我自己。”

“那就好。”她舒展地笑了“这样我才能安心。”

然后她说：“宋天杨，我你。”

“酸死了你！”我叫着。忍受着心里那由温和快乐引起的重重的钝痛。

“好，现在准备好了吗？”我重新问。

“好了。”

那天我们读的是张承志的《黑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