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着一个玫瑰红的小呼机。她就这样招摇地走来，往往是走到我的店门就会停下，从书包里拿她的烟盒和打火机，上之后转过，冲着那红岗岩的校门地一。她转的时候，终于看清她的脸——有一秒钟，我无法呼。

终于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气，在她烟的时候走去。站在她旁，努力装一副老油条的语气“多少钱？”

她看看我，吐一烟“一百五。”

我傻瓜似的问：“不是五十吗？”

她眯起睛笑了“五十是学生价，你又不是学生。”

后来，那天傍晚，在我店里那间暗的小隔间——通常那是用来放Ａ片和打磁带的地方，我告别了我的男时代。

一开始的时候她就问我：“是第一次吧？”

在电影里我们常常看得到这样的画面：一个放女人妖冶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把边的纯情少男窘得鼻尖冒汗。但方可寒不是这样。她的动作很温，像个大，甚至母亲。那些情电影从来都没告诉过我，原来是一件宽容的事情。

后来我问她：“你都考北明了，为什么还这个？”

她笑“服务业需要素质人才，对不对？”

我又说：“你真漂亮。”

她说：“我知。”

走的时候她留下了她的呼机号“从下次开始，一百块就行。优待你了。”

我有个习惯，喜晚上待在不开灯的房间里。但我从来不好意思跟别人提起这个怪癖，只说过一次，就是跟方可寒。

我告诉她我的秘密。忘了那是在什么背景之下。我只记得那个时候她把烟从我的嘴上拿下来，地一，然后重新把它夹到我的手指间。她专注地凝视那半支烟的表情让我觉得她本没在听我说话。她最妩媚的时候就是她看上去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

我生的时候是个盲童。六岁那年才跟着妈妈到北京了角移植。也就是说，我从六岁才开始慢慢学习很多别人婴儿时代就明白的东西。在那之前，我的世界就是现在这样，是个关了灯的房间，一片黑暗。当然黑暗这个词是后来学的，当时我不知那叫黑暗，我以为那是一本用不着命名，用不着考虑，用不着怀疑的自然而然的东西。当我克服了最初对光的眩后，终于看清这个世界。我恐惧地望着面前那个喜极而泣的女人，从她哽咽的声音里判断她就是妈妈。我一开始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为什么都是“妈妈”我的妈妈和邻床小朋友的妈妈长得一也不一样。诸如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童年可以由两个字总结：惊讶。

其实那副角一直没能成功地移植到我的灵魂里去。所以我像怀念故乡一样怀念被人们称作是黑暗的东西。刚刚能看见的时候，这世上只有一样东西引起过我的好。但我却也并不想知它的名字。——我们盲人不在乎“名字”这玩意儿。那样东西让我想起有一次我妈妈用刚刚洗过衣服的手抱起我，她的手很冰。是让我心一凛的温。那样东西还让我想起电影院里的声音——妈妈带我去过电影院，她伴着对白小声地给我讲那些画面。电影院里的声音，就是一片充满了这“黑暗”的狼涛。那些声音很有力量，却不是蛮横无理。我啰嗦了这么一大堆，后来才知，那样让刚刚获得视觉的我喜的东西说穿了就是两个字：红。如果我一直看不见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跟它相遇。

第一次看见方可寒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第一次看见的，还不知它叫什么的“红”她乖戾地用手指扫着我的脸，但是她的，温得像是一个黑暗的。来临的时刻我听见自己的血在这个荒芜的海滩上喧响的声音，我想：红。

[天杨]

四月，沙尘暴的季节。

周雷终于回他父母家了，他编来一个绝妙的理由，他说他辞职是为了准备考研。于是，他天真的爸妈用好饭好菜把他禁在家里念书。一天他打来电话“我正潜心研读《金瓶梅》呢。”

“不如你就假成真吧。”我说“认认真真准备准备，万一真能考上呢。反正你大学也是混下来的，再学东西没什么不好。”

“就是，”他接“还能名正言顺地让家里再多养我两年。”

“我是说读研能提你的修养，你怎么老是这么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