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是他的熟人，手立不抖了；又比如，公共车的售票员，见了熟人居然非常慷慨，不要他买票。堂大师傅和公共车售票员手中的权力实在小得可怜，却也能以权谋私。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城市里的所谓“居族”（寄城市地下或废井的狼汉）的报，发现这群人的内结构、游戏规则竟同官场惊人地相似：有拉帮结派，有勾心斗角，有拍，有请客送礼，甚至还有个人崇拜。

那么，我看到大桥下面修车的师傅，自然会想到官场了。况且师傅又那么像官员，才奇地好，着镜，留着大背，居然还气宇轩昂。天下很多官员同大桥下面的那位修车师傅，只要换一下行，保证看不谁是谁。

我自然知，这些都只能是我的迂腐之论。生活总是照自己的逻辑行，没谁有工夫同你讲理。作家们也不必有没有人同你讲理，写自己的小说吧。但如果作家以为自己的创作可以发挥多大的功用，甚至匡时济世，那又迂了。小说就是小说。

关于《夜郎西》——《夜郎西》创作谈王跃文

每发一篇小说，总有些很好的朋友问我：听到什么反响了吗？朋友们的所谓反响，说得混，我也只好混地笑笑。哪能指望一篇小说一定得有什么反响？我从来没这么自恋。不过去年的《今夕何夕》，偶有官场外的人看到了，就说写得太真实，也太骇人了；而官场里面的人看了则不以为然，说现实比我的小说更骇人，我写得有些“小巫见大巫”其实，不大巫小巫，我想都有写的必要。

然而《夜郎西》中的关隐达则不是诸如此般的巫类。他算是比较正派、廉洁、敬业的官员，所以群众拥护他。但他并不是完的，如果不在宣传上作些技术理，就把他作为先典型推去让大家学习，显然是不行的。他的确不不占，但他多半想到自己正背时倒运，凡事小心些好；他同下级相洽，但到底有些笼络人心的意思；他理个别时显得正气凛然，私下却想借此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最终向腐败发起了攻，但却是万不得已的义愤之举，他原本打算大家相安无事，好让自己有个平稳的工作环境。可是，中国的老百姓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当官的只要稍微些好事，或者比别人表现得稍微好些，或者只要不坏事，百姓就会当你是父母官，就会送青天大老爷的帽给你。再加上近几十年，老百姓早让“大全”的官员形象倒尽了胃，他们评价官员的标准早世俗化了，已经十分通达。你有些缺，他们能够容忍。只要你得不算太坏，他们并不苛求你。如今在中国清官，生活上也许清苦些，但百姓从心里拥你。关隐达是群众心目中的清官，人民代表就把上级意图抛在一边，选他当了县长。中国人所说的青史留名，我想并不是指载那发了黄的线装书，而是让百姓代代碑相传。

关隐达是否就是个成功者呢？人民代表推举他当了县长，但他的当选是不合组织意图的，上面事实上不承认他。他的县长当得太艰难了，就连向地委领导汇报工作的机会都难得上。面对官场大的动作机，他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隐达又不算个成功者，因为官场上评价人成功的标准，就是看你是否官运亨通，是否青云直上。总之，把你一辈的努力换算成官阶来衡量，这是很叫人无奈的。

这里就有两个标准了：一个是人民的标准，一个官场本的标准。人民的标准在现世往往显得微不足，但他属于历史，它的评价是永恒的。官场的标准在现世却是绝对权威，但它的评价总需历史再作审视，不少被官场标准推为极显极贵者，让人民或历史的标准重新评价之后就成了大大恶。无奈人民的标准总是滞后的，因此历史便总是在后悔。勿庸置疑，这后悔的代价是沉重的。

有批评，说是太贴近生活的小说，是新闻式写作，没什么文学价值。我的文学观很陈旧，始终不明白文学为什么要疏远生活。还有一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可那些专司新闻的媒，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布下迷魂阵的，那么小说真能起到新闻的效果，倒也是功德无量。我便以为批评别人小说是新闻式写作，实在也是一抬举。

拿她们如何是好王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