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与他的内心状态往往并不能统一，有时甚至矛盾、背离。有些人能很好地用他的外份将内心世界隐蔽起来，有些人则为二者的不能协调痛苦，疲力竭。这样的人，不论你是什么的，当然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心自由。那要空耗费掉许多能量。写作更是如此。现在我是职业作家了，写作是否就完全自由了呢？唉！谈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写作，是件很奢侈的事。

伊渡：其实人在获得更多自由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承担。当年《国画》版，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几乎洛纸贵的同时，好像也给你带来了不少麻烦。因为你在小说中塑造的人形象太典型了，谁看谁像，看谁像谁，许多人私下里免不了对号座，所以对你有怨恨。

王跃文：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作为一个读者，有权利从书中读任何义，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等等。如果他不愉快，也许是因为他从作品中，看到了某些一直有意不想让自己看到的东西。作品一旦发表，就不再属于作者。晚清时曾有一位少女，因为读了《红楼梦》，里呼唤着宝玉的名字而死。你能因此追究曹雪芹的责任吗？或者可以打一个这样的比方：谁在镜中看到了使他不愉快的影像，他不能怪罪于镜而把镜打碎。镜碎了，他的嘴脸也不可能好看起来。相反，他拿碎镜去照，那张嘴脸更可怖。所谓得罪人，我也说不清楚。不会有人公开地说我的小说影了他，他们是不愿意也不敢承认的。也许有不少人看了我的小说不兴，这是事实。个中原因，不言而喻。

伊渡：很多人把你称为“官场作家”不论你愿不愿意。也有人认为，你的小说之所以红极一时，就是因为选择了当代中国官场为题材。你自己对此怎么看？你选择官场为小说题材，是否有商业意义上的考虑？

王跃文：我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官场作家”这个问题我曾多次谈过。我说过，读者如此关注官场，很大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民族特有的“官本位”文化，民间对“官”也就是对权力的崇拜与窥视。我的作品以官场为题材，只是因为恰好在某程度上我熟悉这生活。我想在官场中观照的是人，是官场中人的异化与挣扎。其实我并不在意评论界或读者碑上给我的创作贴上什么标签，因为这对创作本不是个问题。用写作题材给作家贴标签，本来就是件很无聊的事。托尔斯泰既写过《战争与和平》，又写过《安娜·卡列尼娜》，那么他是军事小说家，还是情小说家呢？《红楼梦》中写得最多的是少男少女的故事，时下版界的聪明划分，曹雪芹应该是青文学作家？

伊渡：应该说你的官场职业生涯成就了你的官场题材小说？

王跃文：我碰巧曾经熟悉这生活。在其中，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外，因此获得了一独特的视角，但我的个、我的人生价值取向，的确同官场有些格格不。你被迫一个人格分裂的双面人，这是很痛苦的，而且我也很害怕。人是脆弱的。现实生活大的逻辑力量迫或者引诱着人们把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有些人经历了一个从被迫到自觉的过程。犹如网上传的那所谓人生哲学：生活就像被，你既然无力反抗，不如享受。与其让生活把你，不如去生活。说实话，当在网上看到这话时我到目惊心，非常悲哀。很多人明白理，却不讲理。他们清楚，现实利益比理实惠得多。有很多相当级别的领导同我起来，很有共同语言，他们清楚很多事情不能那样，但没有办法。我琢磨他们，有些人的痛苦是真诚的，有些人的痛苦是装来的。

伊渡：你觉得官场中都是些怎样的人？

王跃文：如果仅仅把学历作为标准，官场的确是英荟萃的地方。官场很行读硕士、博士哩。可是英们的堕落比群虻的堕落更可怕。因为他们是善于理思维的一类，总会找堂而皇之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所以他们就堕落得更清醒、更理、更自觉，也更彻底、更智慧、更自鸣得意。社会层的灾难将从英的堕落开始。

伊渡：回顾中国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思想文化运动，也许就是对你所说的“英堕落”造成的可怕灾难的最好注解。

王跃文：恐怕是这样。且不别人怎么对英作学术上的定义，我所指的英，是那些文化素质较且置于权力场的人。从某程度上说，他们能够决定社会的命运。上世纪我们国家那么多大规模的思想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从所谓的英层开始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梁漱溟为农民呼吁，说城里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梁漱溟为此受到大批判，被视为从来就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知识分。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梁漱溟又被作为孔的孝贤孙横遭批判。但梁漱溟从不低，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真正知识分的楷模，令我敬重。可悲可叹的是，几十年的思想政治运动中，像梁漱溟这样的骨知识英，仅寥寥几人！大多知识分都在历史思想政治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同的只是台上台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