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对我说：“你教我开始写文章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信中始终一傲慢的自信，只有这才是对他的拯救，过了不久，他不仅给我写信，也开始给妻写，说：“只看重残疾儿却拒绝健全人的要求，这是不应该的。”似乎表现憎恨。一天内，屡次打电话和写信，差儿把我们给折磨死，他还攻击我们说“为什么只有自己才必须受苦呢？”甚至暗示自杀的想法，我给他写信说：“不是打算学习，还是要工作，首先，神状态要恢复健康，为此只有找医生谈一谈。”事实上，我正是以此为据，认为他就是打沉默电话的人，电话从早到晚不断地响——可能是这位学生的父母不在家吧——我用命令的气低声说：“你去神病院吧！”然后挂断了电话，于是新的方式开始了。妻接电话告诉他我不在，他就说：“最近在电车上发生了一起案件，邻居的被凶打了。”我和妻每次一听到电话铃响就张，它使我们回想起十年前政治意图明确的攻击电话。这似乎要把我推向被迫害妄想症的更。

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已经过了午夜，家人都睡了，气阀门也关了，我就把穿着的防风茄克连包上，扣上袖，还在继续工作。屋外总是传来说话声，起初我以为是两个人在谈话，可并非如此，好像曾叫过我的名字。我从大门的窗往外窥视，有一个大的人影站在门边，对着破旧的对讲机在说话。我便问：“有何贵？”对方好像是喝醉了，用年轻人骄纵的气说：“说‘贵’可担当不起呀。”我说：“如果没有什么急事儿，夜已经了，还是等明天再说吧。”说完就关上了门。可是门外的年轻人还是对着对讲机说个没完。我无法再工作下去。那二、三年，为了治疗失眠症，我每天在睡前三十分钟负重，因为，我还保持着年轻时代的魄，甚至显从未有过的壮。三十分钟的锻炼结束后，他还在对着对讲机发议论，我到压抑不住的愤怒，的前襟，把他拽到车站去。那时，我已读昭吉尔克里斯多写的《布莱克评传》，我想可能是受布莱克在费尔潘时那件事的影响吧。我走大门，当我用防风茄克蒙的模样一现在门灯的灯光下时，前后都发了惊叫。后面的惊叫声是妻发来的，她正从卧室往门的方向看，因为看到我的样而受到惊吓，前边那个惊叫的人已经一溜烟儿地逃掉了。考虑到被害妄想症，妻担心我伤害别人，造成防卫过当，直到那时我还是那样，正是她不安的原因。

在我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有很充分的证据说明我对外来者是不封闭的。一天，有两个学生来访，在那之后，他们对我们了一件事，这对义幺来说是最痛苦的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使我的行为脱离了正常的轨迹。

宇波君是从关西来的学生，带他来的是沉默寡言的稻田君，他们从同一中毕业后，稻田君考东京的大学。那时候，我在忧郁中写下长长的日记，记录下我们的谈话。借助当时的日记，我回想起他们来拜访我那天发生的事。我起得很晚，从书房兼卧室的那个房间下来时，发觉客厅里义幺跟来客在玩。他们从莫扎特作品集中读克歇尔目录，让义幺猜曲名和调。我曾就这游戏写过短文并发表过。妻在厨房兴兴地忙着准备午饭。想盖饭，够客人和家里所有的人吃的。妻一边饭一边告诉我说，两个学生是W老师介绍来的。能说会的那个是“公明党市议员”类型，另一位是忧郁不善谈的人。那天早上义幺不舒服，没去上学，那二个人很巧妙地让义幺打起神来玩游戏。其中一人好像是在残疾儿班级搞教育实习的学生…

帮妻端完饭后，我也走客厅，我和他们边吃边聊。受妻的情染，宇波君面带微笑，当时正行长发，可他却把发剪短，光泽的。看来义幺想玩，不愿意回到和母亲两个人同住的卧室去，于是妻和他一起玩。从他的年龄来看，义幺很少这么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构成大家快乐气氛的一环。宇波君来了之后没多久，不仅是义幺，连妻也加到快乐的谈话中来，可另一位稻田君就像是左翼运动中的一类，郁着不知如何是好。

那天，跟学生们，更确切地说是跟宇波君的谈话，他像一个演员，表现了湛的演技，有三个情景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饭后，妻和义幺还没走，宇波君显一很受老师们喜的样，谈到几位著名学者的近况。当我问到他们在W老师家里都谈了什么时，他就开始谈介绍他俩来的W老师。几年来，W老师多次让一分学生把有关左翼运动的书从研究室里搬来，到旧书铺去卖，所以未必能受到学生活动家的信赖。

宇波君说：“我们去的时候，W老师正在半张席大小的池边给竹屉刷油漆、上面撒满冬日的光，京都有一位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家里有‘能乐舞台’，W老师的生活比他的更简朴，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个印象。他还喜bricolage，若无其事地在读还没翻译成日语的莱维·斯特劳斯的《野蛮的思想》。

宇波君说经京都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介绍，他们去了W老师的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复印我的毕业论文的法语梗概，在鼓麦卡锡旋风的时代结束时，一位加拿大前外官哈佛·诺曼在开罗自杀了，他也是一位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是他把W老师介绍给跟自己有情的政治学家M教授的。W老师说，M教授有病在，不好介绍，既然是我的论文，还是直接跟本人联系一下吧…

我很注意听宇波君的话，发现虽说“被介绍”也是很糊其词的，暂且不论这些。宇波君从关西到东京来的几天里，见到了很多学者、作家和评论家，这些就是所谓的靠学院派和新闻界来支持的战后民主主义人士——当然，我属于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从青年时代成长过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