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听收音机里面唱歌似的。我就笑，我不是有意在这样。跟恩斯林先生的诗没有什么关系，那诗确实不错，他人长得也好。我是觉得大家那么全神贯注地看他，样蛮好笑的。”

她瞥了一父亲，想看看他的反应。他只是轻轻了，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反正我是坐不住了，我必须得离开。杰西跟我大发脾气。我知他发脾气有他的理…我太孩气了，我的心思太幼稚了，真的。可我经常这样。该什么事我一样可以好。”

“没错，你能好。”

“可有的时候…”

“有时候金·拉夫敲门，你是不会把他拒之门外的。”彼得说。

“我想肯定不会。不过杰西就会这样。如果我们结了婚，他会时不时回家看看我是不是把这位不受迎的客人请家。用不着天天请，有那么几次就够他大发脾气的了。那时候我就得努力地…我想…”

“我想你一定会不兴。”彼得一边说，一边地搂住她。

“我想我会不兴的。”她说。

“那就别因为你妈而改变主意。”

她闭上睛，心里越发觉得踏实了。他全能理解，真是有不可思议。

“你认为我打胎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她问。

“我想这才是真正要说的问题。”

她注视着他，觉得十分惊讶。

他带着一丝看破天机似的得意的微笑，的左眉轻轻扬起。尽这样，她仍然觉得他还是十分严肃的。

“也许是这样吧。”她慢吞吞地回答。

“听着，”他说，可却莫名其妙地打住了话。她确实在全神贯注地倾听，耳朵充斥着麻雀、蟋蟀的叫声，还有远传来的飞机的轰鸣、汽车的喧嚣。

她刚想开，他抓住她的手，开说：“法兰妮，爸爸确实老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到1956年才结婚。”

他心事忡忡地注视着她。

“卡拉那时候不是现在这个样。她那时，那时起码还年轻。等到你哥哥弗雷死后，她就变了个人。人也开始老了。弗雷死后她就再也长不大了。这话可能有不中听，可你别以为我是在说你妈妈的坏话。我是这样觉得，弗雷迪死后卡拉就再也长不大了。她看人看事总是着厚厚的一层有镜，自己还以为不错。”

“她那时候是什么样，爸爸？”

“这个…”他沉了一下，默然地往园外面的远望着。“她和你很像，法兰妮。笑。我们经常去波士顿看红袜球队的表演，打到第7局的时候她总要和我去，到小吃摊喝上一啤酒。”

“妈妈…会喝啤酒？”

“会喝。打到第9局的时候，她大分时间都泡在洗手间里，来以后她就对我大吵一通，说我让她耽误了很彩的一段比赛，其实非要到下面的小吃摊喝酒的是她。”

法兰妮努力地想象自己的母亲一手拿着一杯啤酒，像一个恋中的女孩抬看着父亲合不拢嘴的样。但她觉得怎么也无法想象。

“她一直没有怀。”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一起去看了医生，想检查一下两个人谁了问题。医生说两个人都很正常。后来到了1960年，生了你的哥哥弗雷。你妈妈喜得不行。弗雷是她父亲的名字，这个你知。1965年她了一次产，我们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到1969年又有了你，早产一个月，不过一切正常。我非常喜你。我们都有了自己喜的孩，可是弗雷死了。”

他不再声，一脸痛苦的神情。弗雷·戈德史密斯死于1973年，那时他13岁，法兰妮4岁。开车撞倒弗雷的人是酒后驾车，曾经多次违章。弗雷7天后死了。

“我想堕胎太好听了。”彼得·戈德史密斯一字一句地慢慢地说着，仿佛每个字都令他心痛。“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故意杀害婴儿。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思想太僵化，不怎么说，这个问题你现在必须考虑。我说过，我已经老了。”

“你不老，爸爸。”她喃喃自语。

“老了，老了。”他突然变得十分鲁，显得心烦意。“我已经老了，还一门心思地想对年轻人指指。一个酒后驾车的司机17年前夺去了我儿的生命，我的妻从此神失常。一提堕胎我就会想到弗雷，没有办法，就像诗歌朗诵会上你不由自主笑声一样。你的母亲会一板一地提反对。她会说，这是德问题。这是一有2000年传统的德。生命的权利。我们西方人的全德都是以生命的权利为基础的。我只看到了弗雷。他受了内伤，本救不活。我看到了弗雷。他在床上躺了7天，浑打着绷带。人命太贱，有了打胎，人命就更贱了。我看的书比她多，但弗雷的死让她想得比我还要多。我们的，我们想的——这些有时都太过武断。这件事我怎么也忘不了。就像咙里堵了一块东西，不知为什么，好些合乎逻辑的东西都是从荒谬中推导来的，都是从信念中推导来的。我是不是在胡言语？”

“我不想打胎。”她轻声说“我有我的理。”

“什么理？”

“孩是我上的。”她微微扬起下说“就算是只想自己，我也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