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论述中国绘画及建筑中。在中国绘画之笔及章法中，及在建筑之形式与构造中，吾们将认识其原则系自书法发展而来。此等气韵，形式，笔势的基本概念，赋予中国各项艺术如诗、绘画、建筑、瓷及房屋装饰以基本的一贯神。

绘画

绘画殆为中国文化之。它完全有独立的神与气韵，纯然与西洋画不同。中国画之异于西洋画，犹如中国诗之不同于西洋诗。这差异是难于了解亦难于言宣的。绘画有某情调与气韵，西洋画中亦可见之，但本上两方是不同的，而且用不同的方法表现来。中国画显其材料的经济，可注意其许多空白的地位，一调合组织的意象，用它自己的和谐来构成，而显著有某神韵的灵活的特征，更有一笔上的豪迈与活泼的情态。这使观者印着刻不可磨灭的印象。陈设在吾们面前的绘画，它是曾经作者灵的内在行的转化的。作者把题材削除其中不对题，不恰当，不和谐的成分，而递予我们只是一个完善的整，这样真实的表现生命却又这样不同于生命。意匠更为显明，材料之整理更为严峻，相对与集中较易于索，吾们可以决地觉察艺术作家一定曾经涉过材料本的现实，而呈现给我们仅以现实所表显于他意匠中的形象，而不失其基本的真，亦不致丧失别人的可能理解。它是主观的，但没有西洋画家的烈的“自我”主张，也没有西洋画之非普通人所能了解之弊，它所构成的主观的外观，不致有所歪曲。他并不将一切意匠绘之于画面，却剩下一分须待观者的拟想，但也不把现实的形改成令人迷茫的几何形。有时对于某一直觉对象之专注意味那样厚，致整幅画面只画一条梅枝的梢，就算工作圆满。可是虽经将材料的现实加以主观的理，其效果不是作家自我的困扰的固执，却为与自然完全的和。这样的效果何由得之？此特殊的传统法式如何生长起来？

这艺术的传统法式非于幸致，亦非于偶尔无意的发现。它的特，我想最好用“抒情”一词来统括起来。而此抒情乃来自人类神及文化的某典型的。吾们必须注意，中国画之神与技巧密地与书法并与诗相关连。书法赋予它以技巧，原始的一曲即决定它后来的发展，而中国的诗，假之以神韵。因为诗书画在中国为关系很密切的艺术。期懂得中国绘画艺术的最好途径，为研究此构成特殊传统法式的各势力。

简言之，此特殊传统法式吾人所称为抒情者为二改革的成果，这改革现代西洋画还正在行的过程中，而中国绘画史上在第八世纪已经现了。这改革便是反对作家的被役于所勾描的，反而将题材现实作照相式的重映。中国书法帮助他解决第一难题，中国的诗帮助他解决第二个难题。将此等改革及此传统法式之起源一加研究，使吾人得以明了中国绘画何由演成今日之特。

中国画的第一个问题亦即为一切绘画的问题：即不论在帆布上绘油画抑在绢本上绘墨画，第一须问作家将何以善用其线条或涂抹。此问题纯粹为技术问题即“笔问题”没有一个画家可以避免笔的应用，而笔将决定他的作品的全般风格。倘此线条机械地摹拟所绘对象的线条，不够获得个的豪放神，吾人不久终将厌弃之。

这改革是吾人今日所见于现代艺术之同样的革新，这个改革在中国系由吴（７１３-７５５）创导，吴以其善于运用笔而完成了这个改革。他的特为其笔之豪放自然，非但不掩省线条，且从而尽量发挥之（吾人在中国建筑中将见此同样原理）。顾恺之（３４６-４0７）的死的沉闷的线条，宛如用铁锥所画者，今由吴的活泼线条代之而兴，这笔姿世人喻之为于“莼菜条”曲折细变化无穷，笔意所至，无不暗合自然之韵律。他的门人张旭实脱胎于吴氏的笔而始创惊雷激电，雄视千古的狂草。王维（诘，６９９-７５９）更纵其天才，益练其笔致以从事绘画，时而改前人模拟廓的方法，结果创造了南派画宗。他所远被的影响，吾人在下面即将见之。

第二个问题为作家的个将怎样映作品中而使此作品值得称为艺术，超越无意义的写真，但不牺牲的真及和谐？反对单纯的理上的正确，亦为现代艺术倾向的骨，此倾向可视为逃遁质的现实而寻求注作家自我意识于作品中的方法。这样的革新在中国艺术史上发生于第八世纪，当时有新作风的树立。人们觉到不满于照相型的质现实的重映。

另一同样悠久的问题为作家怎样始能将其自我的情愫或反应输作品中而不致为怪诞的游戏画？这个问题在中国诗中早经解决。其改革为反对无意义的正确与琐细匠人式的手艺。新作风与旧作风的对峙，有一有趣的故事，李思训（６５１-７１６）与吴同为盛唐名画家，玄宗时奉命图绘四川嘉陵江风景于大同殿上，李思训为北派大师，设敷彩，金碧辉煌，一月而济事；吴泼墨图嘉陵江三百余里山一日而竟。玄宗因说：“李思训一月而竣，吴一日而成，各尽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