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武戏上场，简直要使他大吃一惊。与锣鼓声同样刺激神经的为男伶作音的尖锐声，而中国人显然非此不乐。大上这情形应归因于中国人的神经本质，无异于国人的欣赏萨克莎风（Saxophone）及爵士音乐。这些可使任何一位中国大爷搅得痛。真是无独有偶！一切的一切不过是顺应环境的问题。中国戏院里锣鼓的起源，和矫饰尖锐声之创始，只有明白了中国剧场的环境以后，才能理会得。

中国剧场的行式样，大多用木板布篷架搭于旷场之上，形如伊丽莎白时代的戏院。大概情形，戏台系用临时木架搭成，台面离地甚，而又天，有时则适搭于大上面，盖演唱完毕，便于撤卸。剧场既属天，伶人的声狼得与阖场小贩的嘈杂叫卖声竞争——卖饴糖的小锣声，理发匠轧刀声，男女小孩的呼喊号哭声，以至犬的叫吠声。乎这样喧哗哄闹声上面，只有声带，提咙，才能勉传达其歌唱声于观众。这样情形，人人都可以去实地验。锣鼓的作用，也在所以引注意力，它们都是演剧前先行敲击，所谓闹场，其声狼可远传之一里以外，这就代替了影戏广告之街招贴。但既已有了现代化的戏院建筑，还须沿用此等声响，未免可怪。不过中国人好象已习惯于此，好象国人的习熟于爵士音乐。时代将抹去这些残迹，中国的戏剧最后总会静雅而文明化起来，只要把剧院建筑现代化。

从纯粹的文学观上观察，中国的戏曲，包括一诗的形式，其势力与质远超于唐代的诗，著者信，唐诗无论怎样可，吾们还得从戏曲与小调中寻找最伟大的诗。因为正统派的诗，其思想格调总摆脱不了传统的固定范型。它有修养的技巧，但缺乏豪迈的魄力与富丽的情调。一个人先读了正统派诗然后再读戏曲中的歌辞（中国戏曲，前面已经指，可认为诗歌的集合），他所得到的觉，恰如先看了在瓶中的丽枝，然后踱到开旷的园里，那里其繁锦富丽另是一番景象，迥非单调的一枝可比了。

中国的诗歌是雅致洁的，但总不能很长，也从不阔大宏的魄力。由于文之简净的特，其描写叙述势非受限制不可。至于戏曲中的歌辞，则其界与裁大异，它所用的字，大半要被正统派诗人嗤之以鼻认为俚俗不堪的。因为有剧中人的形象之现，戏剧场面的托，需要范围较广之文学魄力，它当然不能就范于正统派的诗歌界域之内。人的情达到一度非短短八行的雅律诗所能适应了。以写的语言的本，即所谓白话，已解脱了古典文学的羁绊，获得天然而自由的雄壮底质，迥非前代所能梦想得到。那是一从人们角直接取下来的语言，没有经过人工的矫柔修饰而形成天真丽的文字，从那些不受古典文学束缚的作家笔下写来。他们完全依仗自己的声调与音乐艺术的灵。几位元曲大作家，就把土语写去，保存它固有的不可模拟的，它简直不可翻译，也不能翻译成现代中文，不可翻译，也不能翻译成别国语言。譬象下面致远所作《黄粱梦》中一节，将其译为外国语言，只能勉略显其相近的意思而已。

我这里稳丕丕土坑上迷-没腾的坐；

那婆婆将刺刺陈米来喜收希和；

的播那蹇驴儿柳荫下舒着足，乞留恶滥的卧；

那汉脖项上娑婆，没索的摸；

你早则醒来了也么哥！

你早则醒来了也么哥！

可正是窗前弹指时光过。

戏剧歌词之作者，得适应剧情之需要，故其字句较长，并得格外的字，韵律亦较宽而适宜于剧曲所用的白话文，宋词韵律比较自由的特长，导源于歌行，现以之应用于曲调中，故长短行之韵律，早经现成的准备成熟，这韵律乃所以适应白话而非所以适应文言者。在戏曲里，韵律来得更为宽松。下面所摘的《西厢记》——这是中国文学的第一作品——中的一节，为不规则韵律的一示例。这一节是描写女主角莺莺的丽的。

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半晌恰方言。

当她转见其侧形的时候，她的艳的姿容象下面的描写着：

偏，宜贴翠钿；

样眉儿新月偃，斜侵鬓云边。

当她轻移莲步，又这么样的描写：

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又，

千般袅娜，万般旖旎，

似垂柳晚风前。

戏剧既挟有广大的普遍势力，它在中国民族生活上所占的地位，很相近于它在理想界所的逻辑的地位。除了教导人民对于音乐的挚，它教导中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为非知识阶级）以历史知识，惊心动魄，人心。逸史野乘和完全历史的文学传说，对于剧中人的传统观念，控制普通男女的心和理想。这样，任何老媪都能认识历史上的英雄象关羽、刘备、曹躁、薛仁贵、杨贵妃其概念较优于著者，盖她们都从戏台上看得烂熟。至于著者童年时代，因为受的教会教育，观剧很受拘束，只能从冷冷清清的历史书本，一桩一桩零星片段的读着。未到二十岁，我知了许多西洋故事，知了约书亚（Jos）的喇叭倒耶利哥（Jericho）的城墙，可是直到近三十岁，才知孟姜女哭夫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象这样的浅陋无知在非知识阶级中倒非容易找得。

戏剧除了普遍广布历史与音乐于民间，也有同等重要的教育功用。供给人们以一切分解善恶的德意识，实际上一切标准的中国意识，忠臣孝，义仆勇将，节妇烈女，活泼黠诡之婢女，幽静痴情之小，现均表演之于戏剧中。用故事的形式来扮演各个人，人成为戏剧的中心，孰为他们所憎，孰为他们所，他们的受着德意识的激动，曹躁的诈，闵骞的孝顺，卓文君的私奔，崔莺莺的多情，杨贵妃的骄奢，秦桧的卖国，严嵩的贪暴，诸葛亮的权谋，张飞的暴躁，以及目莲的宗教的圣洁，——他们都于一般中国人很熟悉，以他们的理的传统意识，构成他们判别善恶行为的概念。

下记的一段《琵琶记》故事，乃所以显示戏剧广被于中国民众的德势力的一。《琵琶记》那样的故事，对于家的节孝，直接激发一赞心理，此节孝心理已普遍地控制着民众的理想。《琵琶记》的长，不在乎现代意识中所称的戏剧的一贯，它的全剧分至四十一，剧情演时期延长至数年之久；也不在乎意象之雅，《牡丹亭》在这方面远胜于它；也不在乎丽的诗的辞藻，这方面，《西厢记》远胜于它；也不在乎情的郁，这方面，应较《长生殿》为逊；但是《琵琶记》终不失其崇之声望，纯因其表扬家间孝与的动人。此等德，常在中国人心上抓握住温的情愫。它的影响尤为真实而典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