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的。

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为事实上之需要，卒于１９１７年发动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是由胡适与陈独秀所领导，他们主张用白话文为文学工。在这一次运动之前，古时亦曾有过革命。唐朝韩愈的反抗五六世纪之骈文，主张使用简明之裁，导文学归于比较健全的标准而给予吾人稍为可读之散文。但韩愈的革命运动却是复古运动，使返于更遥远的周代的文学形式。这在观上仍不脱为经典的，他仅想努力仿古。可是这件工作大不容易。自经韩愈倡导之后，文学时尚逡巡于模仿周文与秦汉文之间，及韩愈本人成为古代人，唐代文章亦为后代竟相模仿。宋人模仿唐文，明清作者模仿唐宋，文学风尚乃成为模仿竞争。

直到十六世纪末期，忽然崛起一位人，他说：“现代的人，应该用现代语言写作。”这个主张，垂示给吾人一个健全的历史光。这位人就是袁中郎和他两位兄弟。袁氏胆敢将通常社会惯用语，甚至土谚俗语写他的文章。而有一时期，他的作风曾成为盛行的文学时，尚拥有相当信徒，自成一派，世称公安派（公安为袁中郎的地名）。他首先主张解放文章形式的束缚。他又说：写文章的方法，只消信手写来。他又主张个独立的文，信文学只为灵之表现，灵不应加以压迫。

但日常语与俗谚的使用上给正统派作者怒目而视，施以苛酷的批评。而结果，袁中郎所收的报酬是文学史中一束轻视的衔；如“轻佻琐细”“俗不雅”“非正统”直至１９３４年，这位灵文学的始创者始从几被全埋没的厄远中翻转来。但袁中郎亦未有胆略或见识以主张白话的应用。倒还是一般通俗小说的作者，他们盖已放弃了一切博取文名的野心，而他们为求大众的了解起见，不得不用白话来写，这一来奠下了用活的现代语的文学之基石。而当胡适博士提倡采用白话为文学工的时候，他会屡屡声述这基本工作已经前人替他彻底准备，历一千年之久，凡用此新文学工写作者，尽有现成的第一模范作品放在面前。因是而三四年间，白话文运动收到空前迅速之成效。

接文学革命之后，有两大重要变迁。第一为尚灵的浅近文的写作的培养，以周氏兄弟为代表，即周作人、周树人（鲁迅）。所堪注意者，为周作人氏受公安派之影响甚。第二个变迁即所谓中文之欧化，包括造句和词汇。西洋名词之介绍，实为自然的趋势。因为旧有名词已不足以表现现代的概念。在１８９0年前后，为梁启超氏所始创，但１９１７年之后，此风益炽。鉴于一切时尚之醉心西洋事，此文之欧化，诚微不足；但所介绍的文既与中国固有语言如是格格不，故亦不能持久。这情形在翻译外国著作时尤为恶劣，他们对于中国通常读者，其不合理与不可解，固为常事。

实在此等困难乃为翻译者之罪，其理无他，即为他们的对于外国语言的通晓练达之不够。使他们不得不一字一字的翻译，而缺乏全句概念之会。试想那些把冗长英文关系句接连前行词翻成中文之畸形，此关系句（中文中无此结构）乃易成一长串的形容句，在说所要形容的一词以前，可延长至数行之文句。某几变迁显然是步，如宽散句法之介绍是。又似把“假设”句段放于主句之后向为不可能者，现已有这样写法的了，这使散文大为柔和而伸缩。

中国散文还有其光明的未来，假以时日，他可以匹敌任何国家的文学，无论在其力的方面或的方面。最好的现代英国散文乃以善描摹的文字，采自土著的英语，与采自拉丁派遗传的有确切意义与文学意味的文字的健全和著称的。一书写的语言倘把下述辞句，如‘新闻之嗅觉，’“知识之蛛网”“语言之追逐”“跨于胜利之上”“鲁意乔治（LioydGeorge）向保守党的卖风情”当作好的标准英语，将仍保留为刚健的文学工。一个不正确的文学标准，它将怞这些字象“嗅”“蛛网”“追逐”“”等等而代以象“玩味”“累积”“倾向”“前”等等字，则将立刻失去其刚健的活力。二组织要素，字与怞象字，很丰富的存于中国语言中。它的基本结构始终是的，像盎格鲁撒克逊文字，而古典文学的文学传统遗给我们一字汇，意义很细而又新颖，相等于英文中的罗学语。将此两大元素经文学大匠之手加以和，必有最大的力与的散文现。

诗

如谓中国诗之透人生机构较西洋为，宜若非为过誉，亦不容视为供人娱悦的琐屑，这在西方社会是普通的。前面说过，中国文人，人人都是诗人，或为假充诗人，而文人文集的十分之五都包诗。中国的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即常以诗为主要考试科目之一。甚至父母的将其多才女许与人，或女儿本人的意志，常想拣选一位能写一手好诗的乘龙快婿，倘他有能力写二三首诗呈给当权者。阶下囚常能重获自由，或蒙破格礼遇。因为诗被视为最文学成就，亦为试验一人文才的最有把握的简捷方法。中国的绘画亦与诗有密切的关系，绘画的神与技巧，倘非本与诗相同，至少是很接近的。

吾觉得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盖宗教的意义为人类灵的发抒，为宇宙的微妙与的觉，为对于人类与生的仁与悲悯。宗教无非是一灵，或活跃的情愫。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未曾寻获此灵或活跃的情愫，宗教对于他们不过为装饰缀，用以遮盖人生之里面者，大上与疾病死亡发生密切关系而已。可是中国人却在诗里寻获了这灵与活跃的情愫。

诗又曾教导中国人以一人生观，这人生观经由俗谚和诗卷的影响力，已渗透一般社会而给予他们一慈悲的意识，一丰富的好自然和艺术家风度的忍受人生。经由它的对自然之觉，常能医疗一些心灵上的创痕，复经由它的享乐简单生活的教训，它替中国文化保持了圣洁的理想。有时它引动了浪漫主义的情绪而给予人们终日劳苦无味的世界以一宽，有时它迎合着悲愁、消极、抑制的情，用反映忧郁的艺术手腕以澄清心境。它教训人们愉悦地静听雨打芭蕉，轻快地欣赏茅舍炊烟与晚云相接而笼罩腰，留恋村径闲览那茑萝百合，静听杜鹃啼，令游思母。它给予人们以一易动怜惜的情，对于采茶摘桑的姑娘们，对于被遗弃的人，对于亲随军远征的母亲，和对于战祸蹂躏的劫后灾黎。总之，它教导中国人一泛神论与自然相合：则清醒而怡悦；夏则小睡而听蝉声喈喈，似觉光陰之飞驰而过若可见者然；秋则睹落叶而兴悲；冬则踏雪寻诗。在这样的意境中，诗很可称为中国人的宗教。吾几将不信，中国人倘没有他们的诗——生活习惯的诗和文字的诗一样——还能生存迄于今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