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思想法重直，西洋人的思想法重逻辑；西洋人求知，中国人求，因此中西思想重趋向各不同。求就不能不把知降一格，把行字提一格，而所谓求知的知也变质了。结果二千五百年之中国哲学经过任何变化，不离之一字，而成为实践主义的思想。就是路，就是路由也所由的路。此地先讲西洋哲学，因为偏重逻辑所发生的问题，及所遭的困扰，与最近稍为补正之办法。

逻辑之用在于辩，不辩则无所用乎逻辑。但是辩有个范围，辩也者有不见也。执不可辩而辩之，问题就多起来。佛兰瑟·培早已看得清楚，说我们认识自然，只能观察自然，不要存在任何成见，也不应离开视察去追求幻想万之起源（cause）"哲学之坠落，最大的原因就是要寻找神（Cupid）的父母，（神原无父母）…但是哲学家却辩论的义法，推演来逻辑及数学的琐屑结论，极平常的意见，及越自然界的范围，想非非之见。"（OnPrinciplesandOriBgins，１６２３-１６２４）这就是庄生所谓好辩之人"非所明而明之，故以白之昧终。"昭文鼓琴，师旷技策，艺术之事，父尚不能教其，师不能教其徒弟，而况天地之奥，宇宙之秘。故非所明而明之，结果沦于饾灯章句，白异同之黯昧，及琐屑无足重轻之意见。

这倒成一个大问题。判天地之，析万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称神明之容。故哲学家好言度数术，而结果"各为其所焉以自为方"。形而上学的问题，常常辩无终极，而结果莫衷一是。万本原谈呢？不谈呢？谈则扑朔迷离，不谈则哲学范围日益缩小。逻辑之为，善于剖窍导窾，分析毫厘，但是功夫愈，愈近于白同异之论。就使不谈本原，单讲事实，但是一加分析，穷究起来，什么叫事实？这一问题，也就变成哲学的问题。事实是零片的、间断的，（术语叫atomistic）如剑桥罗素所主张。或者是不可割裂，不能独立，必有关系的，去其关系牵连某时某地之情境，不足知"事实"之真谛，如津莱利（F.H.Bradley１８４６-１９２４）所主张。这细之分析，讲到几微，就同于文词上的捉迷藏。历代反对这诡辩的作风，也不乏人。最近风行的"逻辑的证实主义"（LogicaPositivism）本就反对平常哲学所用的名词，要给他肃清一下。Wittgenstein（１８８９-１９５１）算是其中之发言人，他是奥国人，后英籍，在剑桥讲学。他就于一九一八年声明放弃哲学，认为哲学是"生于狂妄"，而那些形而上学的讨论，连他自己的名著《逻辑哲学论》（TractatusLogico-Philosphicus）在内，都是胡说（nonsense）。我们所以喜胡说，就是因为可以在哲学名词上翻斗。他实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杰人才，主张哲学的目的，应该在于去疑辨惑，而必须脱去术语，回到语言文字的平常意义。这岂不是同于庄"为是不用，而寓诸庸"经过多少困扰辨惑所得到的结论归宿吗？庄意思是庸者用也，是指实用，又庸是庸常，就是应当回到文字语言平常实用的意义。

辩也者，有不见也。非所明而明之，就要以白之昧终。实际上我们读西方哲学，就好像公孙龙复生，而我们所读的连篇累牍，好像就是别墨派白同异两可之辞。今日西方哲学，诡辩雄才日以逞，而立安命之日以穷。执不可辩而辩之，就可生不须有的无谓的纷扰。姑举一二例。

中世纪的僧院哲学（Scholasticphilosophy）就有很多的例。譬如耶稣死后，三日升天，这三天两夜中耶稣在那里，就是莫须有而大可不必的争辩。是在地狱，是在天堂，谁也不知。但是那些和尚纯以理智论断，偏偏知耶稣是在地狱，而且非常自信，列为信条（使徒信经）。历史上最重要的是"三位一上在"之辩。因这争辩，在第十一世纪希腊公教脱离罗天主教而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