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信仰的确信，但仍固执地抓住对上帝父的信仰。圣诞节在清华大学主领主日学班时，那颗大星怎样准确地把三位东方博士领导到槽所在的那条街，这想象对我已经有很大的困难。我只能在桑塔亚那的觉中，欣赏天使们夜半歌声的象征。圣诞老人是失去了魅力的神话，但仍是一个丽的神话。虽然如此，但在我自己切断和基督教会的连系之前，还必须遭遇某些事。

在北京，我和两位有一才智的人接。他们给了我难以磨灭的影响，对我未来的发展有不同的贡献。其一是代表一九一七年中国文化复兴的胡适博士。文化复兴，和其他较重要的事，严格说来就是反儒学。胡适博士，当时是哥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在纽约放第一炮，这一炮，完全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的中国思想及中国文学的趋势。这是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路标，提倡以国语取代文言，以国语作为文学表现的正常媒介。同时，北京大学有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教授陈独秀，编辑《新青年》。胡适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博得全国的喝彩。我和他在清华大学相会，这是像电般的经验。对于这个运动的整个步，我直觉地同情。同代的中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及林长民，都参加了这个运动。然后保罗·门罗、约翰·杜威，在我国留学之前，又来北京大学访问。（我一九二三年从德国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泽东在那里当图书馆理员——但没有人注意他，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

总之，文化复兴是一解放的力量，是中国知识分对过去所作的一全面的决裂。一方面军阀们在兵，一方面中国知识分为向他们自挑战及斗争的张情绪所支。北京是充满活力的。林纾，那位我曾读过他的作品的伟大翻译者，那时也在北京大学，谴责白话为"引车卖浆者的语言"。哪里有斗争哪里便有活力，便有思想及研究的推动，有为它而战或为它而反抗的主义。年轻的中国彻底的被震动。共产主义者陈独秀继续谴责儒家的整系统，特别反对祭孔及寡妇守节。而胡适，一个典型的理主义者，以科学考据为依准，其实较为温和，写来的文章像一位学者。陈独秀谴责迷信，如扶乩。当然，《新青年》能轻易地反对缠足的努力，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民国的时代，所以这努力有儿像后炮。一个心的学生写着："我们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国女人的小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对新自由战士而言确是一不寻常的任务。你想，事实上最少有五千万双中国女人的小脚要背，而这位青年可能有一双弱的膝。我不免被北京大学引，而我洋回国之后，便在那里任教。在这思想大动当中，我为自己的得救，而埋研读中国哲学及语言学——每一我可以抓得到的东西。我飘浮在中国觉醒的怒里。

但是，却有一个不加呐喊的人。他一八八五年从柏林大学、丁堡大学、及津大学学成回国，他比我一代，在他看来，我们这些民国时代的青年新贵，是无知而鄙陋的，即使不被现在称为德谟克拉西的近代群众崇拜所腐化，灵魂也已被玷污得鬼鬼祟祟。他说我们是"近代没有辫的时髦中国人，回国的留学生"，"曾从英的人民学习，不是循规蹈矩，而是行为不端的人"。他是一个怪但不令人讨厌，因为他是备一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在中国的人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用英文写作。他挑战的观念，目空一切的风格，那令人想起太·安诺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条有理地展示他的观念和重复申说某句话的风格，再加上汤玛斯·喀莱尔的戏剧的大言，及海涅的隽妙。这个人就是辜鸿铭。辜鸿铭是厦门弟，像是料理中国人文主义大餐前的一杯红酒。由于他把一切事情颠倒，所以在我信仰的方向上扮演着一个求疵的角。

我觉得最好是引用索得·姆对于他的描写。姆没有提及辜鸿铭的名字，而在他那本《谈中国屏风》书中用"那个哲学家"来代替。姆在扬江上游的四川省见过他，那时大约是一九二一年。下面是一篇生动的描写，极能显示这个人格的要。

这里住着一位有名的哲学家，我这次有吃力的旅行动机之一就是想见一见他。他是中国儒学的权威。据说他英文、德文都说得很利。他曾好几年皇太后总督之一的秘书，但现已退休。每星期的几天里，他家大门都为那些寻求知识的人开放，宣讲孔的教训。他有一班门徒，但人数不多，因为那些学生大都喜他简朴的住宅及朴实中的贵。如果向他提及外国大学的建筑及那些野蛮人的实用科学，只会被他轻蔑地开除。从我对他一切所闻看来，我断定他是一个有个的人。

当我提想和这位著名的绅士见面时，主人立刻安排，但是经过许多天还没有消息。我问起来，主人耸耸两肩。

"我送了一张便条通知他来这里一趟，"他说，"我不知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他是一个脾气很大的老人。"

我不以为用这般傲慢的方式接近一位哲学家是适当的，所以我并不惊讶他对这呼召置之不理。我寄一封

信给他，用我能想到的最有礼貌的词句问他可否让我去见见他，就在两小时之后，接到他的复信，约定明天早晨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