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了解，我想和英国鲁比或伊顿学校的校长差不多。

他对学生父亲式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每天清晨，早祷会后，他手上拿着一个黑包，带着一个总务，巡视整个校园。我相信这是他每天九坐办公室前的晨规。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所以有人说他一年要读一本长篇小说来使自己一星期中有一个小时来松弛一下。至于图书馆，藏书不超过五、六千本，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书籍。其实到哪一所大学读书并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图书馆。学问的实质，像天国一样，在于本，必须自内心。我们的心就好比一只猴，唯一要的事，就是把那只猴带到森林里去，你不必告诉它在哪里可以找到果，你甚至不必带领它走向那些好果。我在那个贫瘠的森林中漫游，读达尔文、赫克尔、拉克，及小说家温斯顿·邱吉尔的《杯盘之内》。此外，我学习打网球踢足球，甚至向那位从夏威夷来的同学学打球，虽然我永远不能把它长成曲线。我参加划船队及五英里竞走的径赛队。说句公话，我在圣约翰大学的收获之一，是发展饱满自己的脯；如果我公立的学校，就不可能了。

青的心是跃跃试的，我张望着所能找到的，贪吃一切可的，就像一只公园里的松鼠，无论他吃什么都能收而且滋朴。那个好思想的心，一经，便航行在一望无涯且时有暴风雨的海上。人仰望群星而惊异，而船却在挣扎撞击，在波狼中前后左右摇动。我记得二年级时回家度暑假。父亲请我讲（这事我甚至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已过好多次，因为父亲不喜拘泥传统习惯，而且想让饶的我风）。我选择了一个讲题：《把圣经当文学来读》。对那些农夫基督徒谈到《圣经》像文学，的确是毫无意义，但这观念当时在我意识的最前线，于是它就溜来了。记得我曾说耶和华是一位落之神，他帮助约书亚灭尽亚玛力人及基奈人，而且耶和华的观念是化的，由落所崇拜的偶像而为万国万民的独一真神，没有一个民族是特别"被选"的。你该可以想象得到礼拜天晚餐时我父亲的脸！他可能看，他已经了一件错事。他认得一个厦门人，英文很好，却是一个无神主义者。这是一个恶兆，"英文好，但却是一个无神论者。"因此他很怕我也会走上无神主义的路。

我很喜那所大学却不重视功课。考试那一礼拜，其他学生都在拼命补习，我却到苏州河钓鱼，脑里从来没有想到考试会不及格。在中学及大学我都常常是第二名，因为常有死读书的笨，把第一名拿了去。

在这里我必须提到中文课程，因为它在我后来的基督教信仰上，造成了很大的反动。例如，上中文民法课时在书桌底下读张伯的《十九世纪的基础》。为什么会有民法一科，我始终无法了解。那位中国老师是一位老秀才，着一副大镜，重至少有八十磅。秀才是从来没有学过授课或演讲的。那本民法教科书是一本用大字编印只有一百多页的东西，可以坐下来一气把它读完，我们却当它是整学期的教材。因为它被列课程中，所以我们要迫捱过。每周那位民法"教授"读给我们听十至十五行左右，需时约十五分钟，那一小时其他时间，他就不言不动，在他的座位上缩成一团，可能是透过镜注视我们，而我们也在沉默中看着他。不幸这是一我无法通过的表演，内心的一绝对的空虚是难以自抑的，而我也并不想像佛家禅宗般的定。这是圣约翰大学中文课的典型。最坏的是即使连着几年中文课程考试不及格，仍可以得到一张圣约翰大学的文凭。事实上，学校并不重视对中国事情的研究，这现象到一九三○年以后才好转。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中国历史有兴趣，可是圣约翰大学，就突然中止。一心不能事二主，而我上英文。我丢开笔拿起了自来笔，甚至我在莱比锡研究的时候，父亲仍常来信说他非常以我的书法为耻。中国书法是一要用平生努力才能写到完的艺术，这必须完全投而亲去，而且必是大学之后的一分教育。心的持续生长与成熟，大分是仰赖把中学及大学的所学抛弃。以我的情形来说，这抛弃的过程，是走一条曲线返回中国学术的研究，而且把我的基督信仰跟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