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名词中，我宁取虫，因为它好像更为生动。

虫的供给过量，或只是常量，一个人便将被迫去一些创作。因为这时他是自己也不了主的。当一个小孩的力供给过量时，他便会将寻常的跨步改跃。当一个人的力供给过量时，他即将跨步改为舞，不过是一低效能的跨步；所谓低效能者，是从实用主义者耗费力量的见解而言，而并不从术的见地而言。舞者并不取径直接走向目的地，而迂回地兜着大圈走过去。一个人在舞时绝不会顾到国的，所以命令一个人遵照着资本家或法西斯主义或普罗主义的预定方式舞，简直就是毁灭游戏的神，以及使舞的神圣效能减低。如若一个共产主义者企图去达到一政治目的，或企图去一个忠实的同志，则他只可跨步而不当舞。共产主义者似乎已明了劳工的神圣，但没有明了游戏的神圣。难人类在和一切别动比较之下，还嫌他们的工作不够量，所以连这些些的空闲去从事游戏和艺术的空闲，也须受那个怪（即国家的权力）的涉吗？

这对于艺术只为游戏的真质的了解，或许可以有助于澄清艺术和德的关系。所谓者不过是合式而已。世上有合式的行为，如同有合式的画或桥一般。艺术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图画、音乐和舞，因为无论什么东西，都有合式的。赛跑中有运动员的合式；一个自幼至长，更自长至老的人，在每个时代中都有相的行为而着行为上的合式；一次布置周密，指导有方，因而获得最后胜利的总统竞选活动，也自着其行上的合式；即小如一个人的笑和咳嗽，也有合式和不合式之别。如中国旧官僚习气即属于合式。凡属人类的活动，都各有它的表显方式，所以要想将艺术的表显限制于音乐舞和图画这几个小范围内，是不可能的。

所以艺术有了这样较广泛的解释之后，行为上的合式和艺术上的优个便有了密切关系，并成为同样的重要。我们的动作上可以有一逾常的，如一首音韵和谐的诗的节调上逾常的一般。一个人一有那过量的力量供给，他便会在一切行动中显飘逸和潇洒，并顾到合式。飘逸和潇洒是从力充足的觉而产生，他觉到能把一个行动到超过仅仅看得过的地位而得非常地合式。在较为象的范围中，我们能在一切得好的动作中看到这。一次优动作或简洁动作的冲动，本来就是一个术的冲动；甚至如一件谋杀行为，或一件谋行为，只要在动作上得简洁，则看去也是的。就是在人生的一切小节上，也有可能有飘逸潇洒和胜任的姿势。凡是我们所谓的礼貌，都属于这一类。一次行得适宜恰当的问候，我们称之为优惬人意的问候；反过来说，一次行得不好的问候，便谓之拙劣讨人嫌的问候了。

中国人说话和一切人生动作上的礼貌的发展，在晋代的末叶（第三、第四世纪）达到的最。这就是“清谈”最行的时代。这时女的服装尤其讲究，男中则有许多个以貌名。这时并盛行留“髯”和穿着宽大的长袍。这长袍纳裁制很特别，能使一个人缩手到衣里去搔上任何分的。当时一切举动都是之以潇洒的。拂帚，即拿几绺鬃扎在一柄上以供驱除蝇蚋之用的，成为谈天时一重要的。这闲谈在文学中至今尚称之为“帚谈”这帚的用，是在随谈随拂，以助谈思。扇也是谈天时一优的，可以在谈时忽开忽摺，或微微地摇动着，正如一个国老妇在谈天时，将她的镜忽而除下忽而又上的神情一般，都是悦目。在实用上讲起来，拂帚和扇与英国人的单面镜差不多，但它们都是谈天时的，如手杖之为闲步时的。我所亲见的各西方礼貌中，最悦目的，当为普鲁士绅士在室内向女客并足行鞠躬礼时和德国少女叉向人行礼时的姿势。我觉得这两姿势都丽无比，可惜现在都已经被淘汰了。

中国人所行的礼貌，类很多，一举手一投足中的姿势，都经过研究教导。从前满洲人的“打千”姿势是极为悦目的：她走房中时，把一只手垂直在的前面，然后用优的姿势，把一只膝屈一下，如若房中的人不止一个，她可以在屈膝的当儿，将向四周旋转一下，对在座的众人，打一个总千。下棋的手在落时，姿势也极好看：他用两指拈起一粒棋，用很优的姿势，轻轻地推上棋盘。富于礼貌的满洲人，他们发怒时的姿势，也极丽：他穿着装有“蹄袖”的袍，这蹄袖平时都是翻转着里向外的，他在表示极不兴时，就将两手一垂，将翻起的袖往下一甩，走房去，这就是所谓“拂袖而去”

文雅的满洲官员，说话时的音调极为悦耳。有着妙的节奏，和有有低的音韵。他说话时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吐来。说话中，并夹着许多诗文中的成语，以表示学问的渊博。官人的笑和痰嗽，姿势确实悦人耳目的：他们在痰嗽时，大都之以三个音节；第一第二是往里一，打扫咙，到第三节，方把痰从一声咳嗽之中吐将来。只要他的姿势得极化，我倒并不以他把痰吐在地上为嫌，因为我从小即生长于这微菌之中，而并没有觉得受到什么影响。他的笑，也是极富有音韵而化的；起首时略带一些矜持，轻笑两声，然后纵声一笑。他如已有白须的话，那就更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