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溪”十八世纪时的郑板桥说了一句名言：“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糊涂更难。”中国文学上有诸如此类不少赞颂愚钝的话。国有一句俚语是“不要太明”（Don？蒺tbetoosmart），从这句俚语也可看抱这态度者的智慧。大智是常常如愚的。

所以，在中国文化上我们看见一稀奇的现象，就是一个大智对自己发生怀疑，因而产生（据我所知）惟一的愚者的福音和潜隐的理论，而认为是人生斗争的最佳武。由庄的创说“弃智”到尊崇愚者的观念，其中只是一个短短的过程；在中国的绘画中和文章中，有着不少的乞丐，不朽的隐逸者、癫僧，或如《冥寥游》中的奇隐士等等，在那上面，我们都可以看这尊崇愚者观念的反映。当这个可怜的褴褛癫僧，变成了我们心目中最智慧和崇格的象征时，智人即从人生的迷恋中清醒过来，接受一些浪漫的或宗教，而诗意的幻想境界。

傻的受人迎是一桩实事。我相信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人们总是憎恶那个过于明的同伴的。袁中郎曾写过一篇文字，说明他和他的兄弟为什么要用那四个极愚笨但是忠心的仆人。任何人只要把他所有的朋友同伴细细想一想，就可以发现我们究竟喜怎样的人。我们喜愚笨的仆人是因为他比较老实可靠，和他在一起过日，我们尽可以写写意意，不必提心吊胆。智慧的男人多数要不太明的妻，而智慧的女也多数愿嫁不太明的丈夫。

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傻，都是因为他们的真癫或假癫而讨人喜，受人敬。例如宋朝著名画家米芾号“米颠”（即癫），有一次穿了礼服去拜一块岩石，要那块岩石他的“丈人”因此得了“米颠”的名号。他和元朝的著名画家倪云林都有好洁之癖。又有一个著名的疯诗人赤了足，往来于各大寺院，在厨房里打杂，吃人家的残羹冷饭，不朽的诗便写在庙寺里厨房的墙上。最受中国人民的，要算是伟大的疯和尚颠僧了，他名叫济公，是一通俗演义的主人公；这演义越演越长，篇幅比之《唐·吉诃德》（DonQuixote）还长三倍，但好像还没有完结。他是生活于一个术、能医、恶作剧和醉酒的世界里，他有一神力，能在相距几百英里的不同城市里同时现。为纪念他的庙宇至今还屹立于杭州西湖边的虎跑。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伟大浪漫天才，如徐文长、李卓吾、金圣叹（他自号“圣叹”据他说，当他世时，孔庙里曾发一阵神秘的叹息。）他们虽然和我们一样是人，可是他们在外表和举动上多少违背着传统的习惯，所以给人一疯狂的印象。

“中庸哲学”：思

我相信主张无忧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要叫我们摆脱过于繁忙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因而使人们渐渐减少实际行动的望。在另一方面，生于现代的人，大都需要这玩世主义之薰陶，因为这对他是很有益的。那引颈前瞻徒然使人类在无效果和浪费的行动中过生活的哲学，它的遗毒或许比古今哲学中的全玩世思想为害更大。每个人都有许多生理上的工作行动，它随时能把这哲学的力量抵消；这放狼者的伟大哲学虽到受人迎，可是中国人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勤勉的民族。大多数人都未成为玩世者，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哲学家。

所以这样说来，玩世主义很少会变成大众所崇拜的行思想的危险，这一可以不必担忧。中国家哲学虽已获得了中国人心中的应，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每首诗歌和每幅山画里都可看得来；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依旧过着熙来攘往的生活，依旧相信财富、名誉、权力，肯为他们的国家服役。如若不是这样，人类生活便不能维持下去。所以中国并没有人人都服从玩世主义，他们只在失败后，才玩世者和诗人；我们的多数同胞依旧还是力的演员。家玩世主义的影响，仅是在减低张生活，同时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引导人民去信仰自然律的动作和反动作，信仰正义必能因此而得伸张。

然而，在中国的思想上还有一相反的势力，它和这无忧无虑的哲学，自然放狼者的哲学，是站在对立的地位的。自然绅士哲学的对面有社会绅士的哲学，家哲学的对面有儒家哲学。如家哲学和儒家哲学的涵义，一个代表消极的人生观，一个代表积极的人生观，那么，我相信这两哲学不仅是中国人有之，而也是人类天所固有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生就一半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一个彻底的家主义者理应隐居到山中，去竭力摹仿樵夫和渔父的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朴实如樵夫一般去青山之王，如渔父一般去绿之王。家主义者的隐士，隐现于山上的白云中，一面俯视樵夫和渔父在相对闲谈；一面默念着青山、，全然不理会这里还有着两个渺小的谈话者。他在这凝想中获得一彻底的和平觉。不过要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那哲学，终究是拙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