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失着。慷慨的人有时会到幻灭，因而跑回家中写一首悲苦的诗。在中国有许多的诗人和学者就是这样的，例如喝茶大家张岱，很慷慨地替亲友力帮忙，甚至把家产也因此完，而结果还吃了他最亲密的亲友的亏；后来他把这遭遇写成十二首诗，那诗要算是我所曾读到过的最辛酸最悲苦的了。可是我很相信直到他老死还是那么慷慨大量的，即使是在他很穷困的时候，有几次几乎穷的要饿死，也必仍然如此。我相信那些悲哀的情绪不久就会烟消雾散，而他依旧会快乐的。

虽说如此。但这慷慨烈的心情须有一哲学加以保护，人生是严酷的，烈的心不足以应付环境，情必须和智勇连结起来，方能避免环境的摧残。我觉得智和勇是同样的东西，勇乃是了解人生之后的产；一而二，二而一，一个完全了解人生的人始能有勇。如果智不能生勇，智便无价值。智抑制了我们愚蠢的野心，使我们从这个世界的骗（Humbug）——无论是思想上的或人生上的——手中解放来而生勇气。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骗真是不胜其多，不过中国佛教已经把许多的小骗归纳于两个大骗之中；就是名和利。据说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时候，有一次在一座山上眺望景，望见中国海上帆船往来如织。他便问他旁的大臣那几百只帆船是什么的，他的大臣回答，他只看见两只船，一只叫“名”一只叫“利”有修养的人士也只能避免利的诱惑，只有最伟大的人才能够逃避名的诱惑。有一次，一位僧人跟他的弟谈到这两俗念的源时说：“绝利易，绝名心难。即退隐之学者僧人仍冀得名。彼乐与大众讲经说法，而不愿隐小庵与弟作日常谈。”那个弟：“然则师傅可为世上惟一绝名心之人矣。”师傅微笑而不言。

据我的人生观察，佛教徒的那分类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骗不只两个，而实有三个：即名、利、权。在国惯用的字中，可以拿“成功”（Success）这名词把这三个骗概括起来。但是有许多智者以为成功和名利的望实是失败、贫穷和庸俗无闻的恐惧之一讳称；而这些东西是支着我们的生活的。有许多人已经名利双全，可是他们还在费尽心计想法去统治别人，他们就是竭一生心力为祖国服役的人。这代价常是大的。如果你去请一个真真的智者来，要选他总统，要他随时向一群民众脱帽招呼，一天中要演说七次，这总统他一定不要的。白赉士（JamesBryce，近代英国历史学家和外家）以为国民主政府现行的制度不能招致国中最优秀的人才去政界服役。我觉得单是竞选的吃力情形足已吓退国的智者了。从政的人了竭毕生心力为人群服役的名义，一星期常须参加六次的宴会。他为什么不坐在家里，自己吃一顿简单的晚餐，随后穿上睡衣，舒舒服服地上床去睡呢？一个人在名誉或权力的迷惑下，不久也会变成其他骗的隶，越陷越永无止日。他不久便开始想改革社会，想提人们的德，想维护教会，想消弥罪恶，一些计划给人家去实行，推翻别人所定的计划，在大会中读一篇他的下属替他预备好的统计报告，在委员会的席上研究展览会的蓝纸图样，甚至于想创设一间疯人院（真厚脸啊！）——总之一句话，想涉人家的生活。但是不久，这些自告奋勇而负起的责任，什么改造人家、实施计划、破坏竞争者的计划等问题，一脑儿抛在脑后，或甚至还不曾跑过他的脑呢。一个在总统竞选中失败了的候选人，两星期过后，对于劳工、失业关税等诸大问题都忘得一二净！他是什么人，吗要改造人家，增人们的德，送人家疯人院去呢？可是他如果成功了的话，那些大骗和小骗是会使他踌躇满志地奔忙着，而使他想像着以为他的确是在一些事情，而确是一个“重要的人”

然而，世间还有一个次等的社会骗，和上述的骗有同样的魅力，一样普遍，就是时尚（Fashion）。人类原来的自我本很少有表现来的勇气。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图（De摸critus）他以为已把人类从畏惧上帝和死亡这两个大恐怖的压迫下解放来，是一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虽然如此，可是他还不曾把我们从另一个普遍的恐惧——畏惧周遭的人——中解放来。人们虽由畏惧上帝和畏惧死亡的压迫中解放了来，但还有许多人仍不能解除畏惧人们的心理，不我们是有意或无意，在这尘世中一律都是演员，在一些观众面前，演着他们所认可的戏剧。

这演戏的才能加上摹仿的才能（其实即演戏才能的一分），是我们猴的遗传中最的质素。这表演才能无疑地可以得到实在利益，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博得观众的喝彩。但是喝彩声越，台后的心绪也越加张。同时这才能也帮助一个人去谋生，所以我们不能怪谁迎合观众心理去扮演他的角。

惟一不合之就是那演员或许会篡夺了那个人的位置，而完全占有了他；在这世上享盛名居位的人，能够保存本的，真少而又少，也只有这一人自知是在戏，他们不会被权势、名号、资产、财富等人造的幻象所欺蒙。当这些东西跑来时，他们只用宽容的微笑去接受，他们并不相信他们如此便变成特殊，便和常人不同。这一类的人是神上的伟大，也只有这些人的个人生活始终是简朴的。因为他们永不重视这些幻象，所以简朴才永远是真真伟大人的标志。小官员幻想着自己的伟大；际场中的暴发夸耀他的珠宝；幼稚的作家幻想自己跃登作家之林，上变成较不简朴、较不自然的人；这些都足以表示心智之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