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的灵心那样，能测量一颗行近地球或远离地球的星辰的光线，或去研究无从捉摸的原构造，或是像彩电影摄影机发明家的灵心一样；和猴的无目的、善变的、暗中探索的好奇心比较之下，不得不使我们承认我们确有一个贵的，伟大的灵心，有一个能够了解这宇宙的灵心。

然而普通的灵心只是可而不是贵的。如果人类的灵心都是贵的，那么我们将变成完全合理的动，没有罪恶，没有弱，也没有错误的行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世界将变成一个多么乏味的世界，我们一定会变成极讨厌的动。我是一个人主义者。所以一无罪恶的圣人引不起我的兴趣。而在我们的不合理中，自相矛盾中，戏耍和假日的乐中、成见中、顽固中和健忘中，我觉得我们都是可的，如果我们都有一个十全十的脑，则我们在每一新年里便无用新的计划。当我们在大除夕回想到新年里所决定的计划时，我们发现我们只到了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不曾发现，还有三分之一则已经忘却了。人生之便在这里。一个计划如果可以完全实现，便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一个将军如果预先知可以绝对获胜，连双方死伤的确数也能预料得到，他对战事便会失掉兴趣，远不如把它放弃不快些；下棋的人，如果知对方的灵心——不是比他好的、坏的，或平常的——而无错误，便不会再想下棋。如果我们看小说时，确知书中每个人的未来灵心动作，因此而料到小说的最后结果，那么所有的小说便无一读的价值了。阅读一小说，便是在追求一个多变动的、不可测度的灵心，这个灵心由一条以许多连续发生的情势而造成的迷路，在相当的时候，实现其不可测摸的决定。如在小说中写一个严峻的、无宽恕心的父亲，假如一直没有宽容女的时候，在我们看来便不再像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不忠实的丈夫。如果永远是这样的话，不久就会失掉读者的兴趣。你可以假想一位骄傲的作曲家，人家无论怎样规劝他，总不愿替某一位丽的女人写一歌剧。可是当他一听见有一位他所憎恶的作曲家想这工作时，便会上答应的。或试想一位科学家，发誓不把他的著作刊在报纸上，可是一看见一位和他竞争的科学家错了一个字，他便会忘掉自己所定的规律，拿着作品去发表。这里，我们把握到人类灵心的特了。

人类的灵心是不合理的，是固执的、偏见的，是任的，是不可预料的，因此也就可。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个真理，那么我们费去一百年在人类心理学上的研究工作，便不能算为有结果。换言之，我们的灵心仍保存着人猿智力上那无目的、暗中摸索的质。

试看人类灵心的演程序。我们灵心的功用原本是一个觉察危险而保全生命的官。而它的终于能够会逻辑和准确的数学方程式，仅是一桩偶然的事。我们的这个灵心确不是为这功用而创造的。它的原来功用是仅想嗅嗅。但除了嗅嗅外，如也能嗅嗅一个象的数学公式，那固然也不坏。以我的观念，人类的脑是像一条章鱼或海盘车，长了一些角以便摸索真理，待摸到后就把他吃掉（我对其他动的脑观念也是如此）。我们今日总说“摸索”（Feeling）真理，而不说“思索”（Think）真理。脑及其他的官就是摸索用。脑的角怎样摸索真理，在理学上有着一个很奥妙的现象，正如睛网中的紫怎样光一样奥妙。当脑每次和其他有关的知觉官脱离联系，从事所谓“象的思维”时，当每次离开詹姆斯（W。James）所谓知觉的现实（Perceptualreality）而逃意念的现实世界（Theworldofconceptualreality）时，它的活力消灭了，人也消失了，也退了。我们都被一错误的见解所困惑，以为灵心的真真功用便是思维，如果我们不更正我们对“思维”这个名词的错误观念，我们一定会在哲学上造下很笨拙的错误。当一个哲学家走他们的书房，会观察市场上的往来群众时，这个错误的见解一定会使他到幻灭，好像思维与我们日常的行为是很有关系似的。

已故的罗宾孙（JameasharveyRobinson）在《创造中的灵心》（ThemindinThemaking）里，曾经想证明我们的灵心是怎样由四个基本阶段而产生，他以为人类的灵心，是由于动的灵心、野蛮人的灵心、孩童的灵心和传统的文明人的灵心渐渐产生来，现在还在这四个基本阶段上展着；他同时又更一步说，如果现代的人类要想把文明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们还须产生一个更善于批评的心。我的思虑比较科学化的时候，颇赞同这个见解，可是在比较明慧的时候，却怀疑这个阶段在一般的步上是否能办得到，或甚至是否适宜。我颇愿让我们的灵心，像现在一样地不合理下去，这是可的。我不愿见到我们在这世界上都变成十全十合理的人类。我不相信科学的步吗？不，我不信任圣者的境界。我反对智识吗？或许是，或许不是，我只是好人生，因好人生，所以我极端不信任智能。你可以幻想一个完的世界，在那里报纸上没有杀人的新闻，因为那时大家都是无所不通、无所不知，因此没有一所房屋会发生火警，没有一架飞机会失事，没有一个丈夫会遗弃他的老婆，没有一个牧师会跟歌女私奔，没有一个皇帝会因恋而牺牲皇位，每个人的心思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