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外内政环境的更准确恰当的分析，他们需要知用以抗拒侵略并制止破坏国际和平之方法与手段的更详细的说明。此文学的恶癖有时导致极端的无聊。有如一个宣传丝袜的广告，用五百字以上的论文的形式，开端写起“慨自东省失陷…”云云。

这并不就说中国人脑的简单，他们的文学充满了共通，但却不是简单。非但不简单，此等庸俗的通，不着边际，说来奇怪，会发展成很优的辞令。中国人娴熟于此文学训练，习知怎样探求言外之意，却不是异国人所能有的本领。由于外国人的不能探求言外之意，或为低劣翻译者之过失，疏漏了此言外之意，致令外国记者骂中国人又骂自己，为了清楚此等用字聪明而无损于人的宣言的脑。

因为中国人曾经会发达一文字矫饰的艺术——大致缘于文言的单音节的特，前面已经说过——而吾们又极崇拜文字。吾们甚至赖文字而生活着，文字又可决定政治的立法的斗争之胜负。中国的内战常以通电的形式先开一场笔战。平民大众乃大可专心致志地诵读此等谩骂而斯文的互讦文电之往来，其内容或至为无耻的谎语。当读者辨味其文学裁之孰为优时，脑上固已会不祥之战云已弥漫于天际。这在中文中叫“先礼让而后兵”凡政党将发动革命，则指责中央政府为腐败卖国，而中央政府则比较圆地请求革命党“合作以维和平”又说什么“为了国家之团结”“因为吾人生当国难时期”等等云云。而同时双方军队愈开愈近的接火线，而双方的壕沟也愈掘愈。革命党方面抓握住喊得响亮的实，在大众里获得了胜利了。死的语言乃变成欺人的语言，只要你用反面名字称呼它，甚么事情都是可以原谅的。

中国人善用文学的巧猾手腕，可举下述为例。当一省政府正着手鸦片公卖，它想极端巧妙的四字句号，叫“寓禁于征”现在吾们发现只有这条标语才能顺利推行这个政策，没有别的可生同等效力。当中国中央政府从南京迁都洛，发现另一号，叫“长期抗战”四川省有几位军阀仁兄，迫农民植鸦片，竟异想天开，发明“懒税”此捐税乃课于一般懒惰不肯植鸦片的农民。后来四川省又发明了一新税叫“利益税”这就是一特税，加于许多捐税之上，而其原来的税额本已三十倍于正常田赋。这捐税在人民与兵士之间产生一好意，盖将此税支付给兵士，则欠饷的兵士不致再劳自己动手以谋经济路了。这就是为什么吾们谈论间常笑外国人之脑简单。

此等文学上的妖孽，只有在一个信仰伪妄的文学标准的民族才会发现，而实际上即为初级小学中用差误方法教授作文的结果。现代中国人，鉴于这文学悲剧的演，他们只有二个办法，而于此二者之间择一而从。第一，他们可以依从历来传统的文学观念而柔顺地把它当作文学，文学固无需乎与事实相连系——事实为著作所传达者——并需辨别言外之意而读之，否则他必须要求字面与思想的更密切的接近，和一个新的文学标准，须用一语言更能表达一人的生活与思想者。换言之，他应把那些冗长宣言的行视为源于文学的恶行，而非政治的恶行。但是他同时必须信仰除非这的文学恶行本肃清，则政治恶行亦将继续不辍。

七、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为事实上之需要，卒于一九一七年发动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是由胡适与陈独秀所领导，他们主张用白话文为文学工。在这一次运动之前，古时亦曾有过革命。唐朝韩愈的反抗五六世纪之骈文，主张使用简明之裁，导文学归于比较健全的标准而给予吾人稍为可读之散文。但韩愈的革命运动却是复古运动，是更遥远的返于周代的文学形式。这在观上仍不脱为经典的，他仅想努力仿古。可是这件工作大不容易。自经韩愈倡导之后，文学时尚逡巡于模仿周文与秦汉文之间，及韩愈本人成为古代人，唐代文章亦为后代竟相模仿。宋人模仿唐文，明清作者模仿唐宋，文学风尚乃成为模仿竞争。

直到十六世纪末期，忽然崛起一位人，他说:“现代的人，应该用现代语言写作。”这个主张，垂示给吾人一个健全的历史光。这位人就是袁中郎和他两位兄弟。袁氏胆敢将通常社会惯用语，甚至土谚俗语写他的文章。而有一时期，他的作风曾成为盛行的文学时，尚拥有相当信徒，自成一派，世称公安派(公安为袁中郎的地名)。他首先主张解放文章形式的束缚。他又说，写文章的方法，只消信手写来。他又主张个独立的文，信文学只为灵之表观，灵不应加以压迫。

但日常语与俗谚的使用上给正统派作者怒目而视，施以苛酷的批评。而结果，袁中郎所收的报酬是在文学史中一束轻视的衔;如“轻佻琐细”、“俗不雅”、“非正统”直至一九三四年，这位灵文学的始创者始从几被全埋没的厄运中翻转来。但袁中郎亦未有胆略或见识以主张白话的应用。倒还是一般通俗小说的作者，他们盖已放弃了一切博取文名的野心，而他们为求大众的了解起见，不得不用白话来写，这一来奠下了用活的现代语的文学之基石。而当胡适博士提倡采用白话为文学工的时候，他曾屡屡声述这基本工作已经前人替他彻底准备，历一千年之久，凡用此新文学工写作者，尽有现成的第一模范作品放在面前。因是而三四年间，白话文运动收空前迅速之成效。

接文学革命之后，有两大重要变迁。第一为尚灵的浅近文的写作的培养，以周氏兄弟为代表，即周作人、周树人(鲁迅)。所堪注意者，为周作人氏受公安派之影响甚。第二个变迁即所谓中文之欧化，包括造句和字汇。西洋名辞之介绍，实为自然的趋势，因为旧有名辞已不足以表现现代的概念。在一八九○年前后，为梁启超氏所始创，但一九一七年之后，此风益炽。鉴于一切时尚之醉心西洋事，此文之欧化，诚微不足;但所介绍的文既与中国固有语言如是格格不，故亦不能持久。这情形在翻译外国著作时尤为恶劣，它们对于中国通常读者，其不合理与不可解，固为常事。

实在此等困难乃为翻译者之罪，其理无他，即为他们的对于外国语言的通晓练达之不够，使他们不得不一字一字地翻译，而缺乏全句概念之会。试想那些把冗长英文关系句接连前行词翻成中文之畸形，此关系句(中文中无此结构)乃易成一长串的形容句，在说所要形容的一词以前，可延长至数行之文句。某几变迁显然是步，如宽散句法之介绍是。又似把“假设”句段放于主句之后向为不可能者，观已可能的有这样写法的了，这使散文大为柔和而伸缩。

中国散文还有光明的未来，假以时日，它可以匹敌任何国家的文学，无论在其力的方面或的方面。最好的现代英国散文乃以善描摹的文字，来自土著的英语，与来自拉丁派遗传的有确切意义与文学意味的文字的健全和著称的。一书写的语言倘把下述辞句，如“新闻之嗅觉”、“知识之蛛网”、“语言之追逐”、“跨于胜利之上”、“鲁意乔治(LioydGeorge)向保守党的卖风情”当作好的标准英语，将仍保留为刚健的文学工。一个不正确的文学标准，它将去这些字像“嗅”、“蛛网”、“追逐”、“”等等，而代以像“玩味”、“累积”、“倾向”、“前”等等字，则将立刻失去其刚健的活力。二组织要素，字与象字，很丰富地存于中国语言中。它的基本结构始终是的，像盎格鲁撒克逊文字，而古典文学的文学传统遗给我们一字汇，意义很细而又新颖，相等于英文中的罗学语。特此两大元素经文学大匠之手加以和，必且有最大的力与的散文现。

八、诗

如谓中国诗之透人生机构较西洋为，宜若非为过誉，亦不容视为供人娱悦的琐屑，这在西方社会是普通的。前面说过，中国文人，人人都是诗人，或为假充诗人，而文人文集的十分之五都包诗。中国的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即常以诗为主要考试科目之一。甚至父母的将其多才女许与人，或女儿本人的意志，常想拣选一位能写一手好诗的乘龙快婿，阶下囚常能重获自由，或蒙破格礼遇，倘他有能力写二三首诗呈给当权者，因为诗被视为最文学成就，亦为试验一人文才的最有把握的简捷方法。中国的绘画亦与诗有密切的关系，绘画的神与技巧，倘非本与诗相同，至少是很接近的。